[48] 王青林：《民间法若干问题初探》，载《民间法》（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 [49] 王洪丽、桂梁：《民间法：一种法的社会学视角》，《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
[50] 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载《民间法》（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87页。 [51] 于和利、张安福：《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及其特点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兼论我国学术界在这两大问题上主导观点的误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52] 余贵忠：《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53] 杨方泉：《民族习惯法回潮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青海藏区的“赔命价”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54] 李鸣：《羌族继承习惯法试析》，《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5] 张恒山、李林等著：《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56] 夏勇：《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 [57]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329-335页。
[58] 张恒山：《中国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59] 严存生：《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上的人”的哲理思考——读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有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60] 何健：《历史的视野：以法理为基础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61] 丁香桃：《中国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2]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9年第12期。 [63] 张策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南京财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4] 谢晖：《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 [65] 莫守忠、刘梦兰：《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现代”观点》，《求索》2009年第6期。
[66] 林端：《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兹贺秀三的比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 [67] 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实质》，《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68] 金亮贤：《法律文化现代化途径略论》，《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69] 李媛：《全球化条件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现状之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70] 强世功：《司法审查的迷雾——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政治哲学意涵》，《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冬季号。 [71] 谢鸿飞：《萨维尼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历史法学派形成的内在机理》，载《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168页。
[72] 苏力：《波斯钠及其他—译书之后》，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3页。 [73] 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3期。
[74] 邓正来：《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载[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代译序”第3页。 [75] 石元康：《罗尔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0页。
[76] 李桂林：《美国法哲学的阐释学转向》，《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 [77] [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78]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译序。 [79] 陈根发：《论当代日本自然法学的特色》，载《法学理论前沿—献给吕世伦教授七十华诞》，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38页。
[80] 参见Eric A. Posner and Adrian Vermeule,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ordinary justi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117, 2004, pp.762-765. [81] 参见Andrei Marmor,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Limits, Law and Philosophy 23, No.1, 2004, pp.1-2. [82] 参见[日]铃木敬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札幌学院法学》2009年第1号。[日]铃木敬夫：《中国的拉德布鲁赫研究》，《法的理论23》，2009年。
[日]铃木敬夫：《论自由社会主义》，《札幌学院法学》2009年第2号。 [83] 如日本学者石冢迅翻译了周永坤教授的《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的发展》，并在“题解”中指出：周永坤所说的“政治文明”，一言以蔽之，就是“根据宪法的国家统治（依宪法治国）”。
当然，这里的宪法，必须是“良好的宪法（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良好的宪法”被制定并实质上发挥机能时，中国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参见周永坤：《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的发展》，[日]石冢迅译，《东京立正女子短期大学纪要》2009年第32号，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