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王晨光教授从现代法治对法律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的要求出发，强调了法律可诉性作为法律特征的必要性。其中，作者举例说明了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一系列“权益保障法”和“母婴保健法”等法律中大多数条文不具备规范性和可诉性。
参见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载《法学》1998年第8期。 [54] 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载《法学》1998年第8期。
[55] 比如Marbury v. Madison案；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载苏力：《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4页以下；又参见《马伯里诉麦迪逊》，黎军译，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苏力先生文章中的副标题“马歇尔”应为“马伯里”（Marbury），而不是作为此案主审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
马歇尔（John Marshall）。 [5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号（总17号）刊载《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关于此案的评析，请参见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件评释》，载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70页以下。
另外，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论及。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法律的可诉性问题，有时不单纯是法律规范本身，更多地决定于司法机关及其运作的问题。
关于宪法司法化论述，请参见王磊：《宪法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参考文献： [57] 这里，笔者无意为那些缺乏可诉性的法律进行辩护，但我们却无法回避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学人们的良苦用心。
笔者曾就《科学技术进步法》制定的有关情况请教过该法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的罗玉中教授，罗教授其中谈到的几个观点，对理解这个问题或许有些启示：
（1）我国政府以往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大都停留在“嘴上”，并且还往往存在“人亡政息”的问题；而通过立法将其规范在“纸上”，就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使之不能退下来。
（2）在立法过程中，由于部门利益的介入，对很多问题尚不能具体化，如关于每年的科技投入问题等。
（3）科技进步法毕竟是科技活动领域里的“小宪法”，具体实施还要靠相应的配套立法。 [58] Geoffrey de. Walker， The Rule of Law，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1988， p.42. 转引自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59] See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91－94.-原引注。 [60] See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Rev. ed. 1968.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的社会概念和规则怀疑论，参见Margaret Jane Radin， 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 69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9， pp.797－801. -原引注。
[61] 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62]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53页以下；又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62－66页。
富勒的这些理论，是在与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 1907年－ ）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new analytical－positivist jurispradence）长期论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世俗自然法倾向，被称为新自然法学派（new natural law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