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无论是中国法律史学还是外国法律史学，都难有像我国今天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民商法学这样的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机遇。但是，法律史学无疑是法学学科中最有学问的领域。
法律史学研究主要服务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一是文化方面的目的，通过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传承法律文明；二是制度借鉴的目的，通过研讨中外法律史上的制度与思想，发掘能为今天的制度建设参考之用的资料和理论。充分认识到法律史学的使命，并为实现这一使命而不懈劳作，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史学的真知灼见也大有用武之地。
许崇德：《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生命力的源泉》，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夏勇：《中国宪法修改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韩大元：《“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载《法学》2009年第1期；《试论宪法修改权的限制与界限》，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胡锦光：《关于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的建议》，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上官丕亮、秦绪栋：《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 李步云、柳志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谱写宪政新篇章》，载《法学》2009年第1期。
殷啸虎、张海斌：《政治文明与宪法文明的关系论纲》，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2期。 刘连泰：《SARS疫情·公民知情权·政府情报公开》，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7期。
石红心：《治理、信息与行政公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盛先磊等：《关于保护和完善公众知情权的思考——从非典型肺炎看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意义》，载《长白学刊》2009年第4期。
莫于川：《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 [12] 杨建顺：《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
[13] 莫于川：《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4] 莫继宏：《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15] 王利明：《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9年第1期。 [16]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7] 江平：《民法典纵横谈》，《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18] 张新宝：《民法典的时代使命》，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
[19] 孙宪忠：《制定民法典的主要难题》，载《法学》2009年第5期。 [20] 徐国栋：《认真地反思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组织方法》，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
[21] 魏振瀛：《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请求权》，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