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国法官的素质状况是隐形程序的诱发因素。如果说立法上有缺陷还能靠高素质的法官予以弥补的话，那么，司法一旦由素质低劣的法官或者比法官还外行的监督者所操纵则会步入“膏肓”。
因为低素质的法官不仅无法满足司法必须公开、公平、公正、理性的需要，而且会反过来侵蚀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而中国恰恰是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
据统计，截止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占5.6%，研究生仅占0.25%。[20]低素质的法官对引发隐形程序的作用十分明显。
首先，法官的业务不精会迫使他们转移错案风险，不厌其烦地将案件向上汇报、请示。其次，法官的职业道德较差会大大降低他们的抗腐蚀能力。
最后，低素质的法官往往在观念上更容易固守程序工具论、重实体轻程序，在执法上总是企图摆脱正当程序的束缚而求救于隐形程序。
（二）、隐形程序的改革路径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隐形程序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找到渠道通畅的路径。
笔者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除了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大环境以外，还应当明确从隐形程序走向公开的改革思路，具体说来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领导体制、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理顺司法权与党的领导、行政权、司法权之内在关系，确保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重塑程序自治性，以便“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21]。
2、尽快修改和完善我国诉讼法与订立证据法。主要包括：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证据开示制度；
（2）、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扩大律师阅卷范围、为律师会见当事人疏通渠道；
（3）、严格限制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书面审理方式的适用，扩大审判公开范围；
（4）、建立保障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5）明确规定“三长会议”、协调定案制度、联合侦查、疑案报请、审批制度等隐形程序非法，并规定违反诉讼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或者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22]。
3、贯彻落实《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加大司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把好司法队伍“入口关”，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4、继续大力推进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提高司法工作的科技含量，开发多媒体法庭出示系统，加快司法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加大民众旁听力度，方便民众查阅诉讼文书，实行“阳光”作业。通信地址：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研楼507室 邮编：200042电子邮件：achaowang@sohu.com 电话：021-62071492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可参阅[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5页；[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243页；[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8页。
目前，由于法院办案经费紧张加之又要法官包揽调查取证任务，法官只能从当事人身上想办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谁出钱为谁办案”的现象以及法官与当事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行）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参考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A代表Affection，人情；M代表Money，金钱；P代表Power，权力。 汪进元：《论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页。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法]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根据美国学者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正当性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从不同的角度维护当事人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积极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影响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官方处理、被动承受追究的程序客体，从而具有自主地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机会。
否则，就是对他们的尊严的贬损，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参阅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44-152页。
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实践中，侦查人员根据一些线索，往往对于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掌握一定的证据，但又不符合立案标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显然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进行讯问。
于是，侦查人员联合行政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并以后者名义开始进行“变相”侦查，因为后者对涉嫌人员实施“两规”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12] 说其“地下”是因为在实施“两规”期间，侦查人员由于缺乏立案依据，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以检察部门或纪检部门的名义进行“调查取证”，而立案之后，侦查人员却能名正言顺地展开侦查活动。
[13]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对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14] 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5] 司法共同体是指司法过程中的对话共同体，就是论争双方与裁判者将所有事实问题均转化为可供对话的法律问题，在法律对话中界定争点，寻求共识，达到解决纠纷与冲突之目的。参见史蒂文•丁•伯顿：《法律推理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以下。
[16] 程序自治是指裁判结果必须从程序特别是审判程序过程中形成和产生。[17] [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18] 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19]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20] 参见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21]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2] 如陈瑞华曾主张在诉讼过程中的争端应按诉讼的模式加以解决，即按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来解决。
参见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