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托时代，塞阿民族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有三：
一、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坚持民族平衡政策；
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体制的相同比较有利于南斯拉夫处理塞阿关系；
三、阿尔巴尼亚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
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
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于是，米洛舍维其在国家统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支配下，动用军事手段迫使科索沃阿族就范，而使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内战。
这也是科索沃和黑山之所以抵制此次大选的一个主要动因。恰在此时，北约东扩浪潮汹涌而来。
俄罗斯为抵抗北约东扩，将南斯拉夫视为其在欧洲的“最后的桥头堡”，因而对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做法持支持的态度。而北约为了瓦解俄罗斯的抵抗也必须攻克这个“最后的桥头堡”，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肢解南斯拉夫。
为使自己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北约便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国际制裁，从而为米洛舍 维其的垮台提供了国际性的前提条件。以民族主义起家并以此维持政权的米洛舍维其的落选，证明了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
但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认为它已经消亡的观点尚为时过早。三“忍看朋友成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
政权的倾覆，王朝的更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作为与南斯拉夫人民有“患难之交”的中国人民，在关心南斯拉夫政局变换的同时，本也只能发几声感叹而已。但笔者在和列位一起感慨了之后，忍不住的在心里生长出一个问题来：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以暴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事例，几乎是屡见不鲜的家常便饭。
而且绝大部分无论是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的成功，都有社会对原有政权不满、希望“变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让这个国家走出“苦难”循环的纪录，早就应该从中总结一下教训了，否则再一次的重复，根本没有看到希望的理由。
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居然又对南斯拉夫事件感到兴奋，期望在中国的“重演”，实在令人吃惊和担心。因为类似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早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可以令人产生充满新鲜和美好的憧憬。
反而应该是一次次“所托非人”的痛苦经验，决不能再轻举妄动。” 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垮台，虽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具有偶然和突变的表面特征，但该事件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一）、专制体制是意想不到的易于崩溃。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一个貌似强大的集权政体，是如此地易于崩溃；众多的利益团体和追随者是如此地易于转向——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的“喉舌”以及他们的军队，纷纷转到对立面或保持“中立”。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米洛舍维其所代表的政权还是他们的利益团体，无疑也是集中了全南斯拉夫社会的精华，在大选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立场坚定的，因而是强大的。可事实证明，不管是有代表近百万党员的米洛舍维其政权，还是有代表近千万党员的前苏联政权，基本上没有人会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权的崩溃而去流血、去“动乱”。
这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不可思议之处。它揭示了一个道理：集权体制，只有在他崩溃之前才是强大的、对社会及其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的，而当崩溃之时和之后，会是想象不到的软弱和无能。
不管你号称有多少人——哪怕几千万，到时除了骑虎难下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会纷纷转向或只要改变一下身份就行了，而那种体制却是无可奈何地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