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如今风光的律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状师，是一个隐蔽而灰色的职业。他们被通称为讼师、刀笔先生，或被蔑称为讼棍。从讼师界的祖师爷春秋时的邓析开始，讼师的日子就缺少阳光。史书说邓析通晓法律，有本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使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他不仅有偿帮人打官司，还在社会上教授法律知识。邓析后来因非议政事，被郑国执政者子产所杀。不知这算不算一种先兆，因为后世的讼师从业者也都为官府所厌恶。讼师行业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合法地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讼师是一种非法职业
在古代，当讼师的多为落第书生，当官无门，才投身这一行当。学者张小也对古代书生有一概括，他说读书人做官乃是正途，幕友是岔道，书吏是贱役，讼师则是偏锋。一旦剑走偏锋，讼师就成为士大夫眼中的恶棍。
但讼师被正统人士打人地狱，还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他们挑战了一种至高的理想。依照儒家理念，治理地方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讼:邻里和睦相处，偶有矛盾也能通过乡绅调解。所以士大夫们常常不遗余力地给治下百姓灌输诉讼的恶果，比如宋人黄震就告诫子民，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雌，邻里化为仇敌，贻害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
不过儒家的无讼理想，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太平世界。对于诉讼恶果的恐怖宣传，也压制不住现实生活中的争端。当人们不得不吹响诉讼的号角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漏洞的司法世界。
我们在古装戏中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百姓在衙门外击鼓鸣冤，县太爷得到上报后升堂判案。其实地方官身兼行政、司法、缉盗多项职能，要是天天坐在县衙里等着审案，其他工作肯定都耽误了。想要告状，原告必须先呈递书状(原告所用为告状，被告的反驳称诉状，。
且不说古人文自率很高，就是寒窗十年的读书人，也只知道四书五经，如何会写有着严格体例的告状?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会提供法律救助，由所谓官代书给告状的老百姓书写状词。不过官代书所做的仅是按原告所说，原原本本地记录案情，没有任何辩解和修饰。这样的告状非但不能说明情况，还要惹人心烦。
另一个障碍则是，并不是所有送进衙门的状子都有机会立案，州县地方官立有种种不准。崇祯年间的规定是这样的:牵告多人，不准;牵告妇女，不准;牵告久事，不准;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廉经不对，不准最后，只有那些被县太爷相中的才会被收下来，听候判决。而地方官审案的时候，判断之功在于看卷首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他们没时问亲自到现场取证，也不按法律条文判案，全凭告状分析案情，然后做出一个结论。
在这样漏洞百出的体制中，专业讼师的出场势不可挡。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当事人书写一篇符合格式、合情合理，又能打动官员的诉状。为能将案情在200~300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清楚，讼师们煞费苦心，总结出词讼十忌、状词十段要诀等。所谓凡握笔作状词，必有一定之程式，不可造次捣乱，要依次说明主意、缘由、期由(时问)等。
对讼师来说，如何说话，如何去打动地方官，却是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好的讼师，甚至可一枝笔，一条舌，能抵三千毛瑟枪
讼师如何包揽诉讼
在充满漏洞的司法体系中，讼师既有如此大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很容易变得主观。他们时而仗义出生，时而为利人死，如何取舍，全凭信仰和原则。但这往往是靠不住的。讼师之所以背负了上干年的恶名，除了官府的刻意抹黑外，也因为从业者中有太多人违背职业道德。《清稗类钞》、《刀笔著华》等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讼师的史料，其中讼师为恶的事例占了大多数。
光绪年间，江西有一个老汉状告儿子昨逆，儿子拿重金雇请律师帮忙。结果这个案子被讼师改头换面为妻有貂蝉之貌，父生董卓之心，意思是说公公企图霸占几媳。于是审理案件的官员怒气冲冲:老而天孤比，何讼为!几子最终被无罪开释。
有的律师猫准官员无法及时到案发现场的法律漏洞，还公然制造伪证。寡妇陆婉珍与邻居汤翁争夺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汤翁贿赂官吏，使陆婉珍有怨难诉，就在汤家祖坟上吊自杀了。汤翁赶忙找著名讼师谢方蹲帮忙。谢方蹲命人给死去的陆婉珍换上一双新的绣花鞋，以诉为冤遭仇陷，移尸图害事做状，说汤家的墓四面苗天倘逢天雨，更觉泥泞，而在连宵春雨后，陆婉珍的尸体上香钩(指女人的鞋)初未沾泥。
谢方蹲以此说明，不是死者自己走到汤家墓地自杀，而是有人欲陷害汤翁，在别处杀完人，再移到汤家墓地的。一个小小伎俩，就让逼死陆婉珍的汤翁，从加害者转为受害者，轻而易举地洗清了自己的罪名。
理论上，地方官收多少状词，就要判多少案子，但事实上很难办到。康熙末年在会稽当县令的张我观说: 本县于每日收受词状一百数十余纸。而道光年间的邱县，一个月内收到的词状有2000多件。这些办不完的案子，只能交给胃吏，也就是师爷去处理了。胥吏不是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俸禄可拿，只能凭借手中那一点权力，赚些外快。这也给了讼师在衙门上下打点的机会。
对于讼师包揽诉讼的种种手段，清代著名刑名师爷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总结道，讼师混淆视听的手段，无外乎伪造证据、强词夺理，或者更改契约字句，或者串通书吏更改供词，破坏司法。
讼师恶行如此罄竹难书，也勿怪历代法律都要明令禁止。如《大清律例》中教唆词讼一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为了压制讼师从业者的数量，官府干脆把讼师的必读书目《刑台秦镜》《惊天雷》《法家新书》等列为禁书，私自印行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干里，售卖的书贩也要杖责一百。
行善助恶，都凭一支笔
不过讼师作恶，并非是从事此业的人都性本恶。清高的无讼理想，也打压了社会对诉讼的正常需要。讼师在隐蔽而灰色的地带待久了，难免心生暗鬼。而中国古代司法的漏洞百出，也易于成为潜规则肆虐的温床。
在古代社会，判案的大老爷有权凭个人好恶审理案件，自然不会给讼师发言的机会，所以即使雇主给足了代理费，讼师也不能出庭去和地方官当场理论，只能通过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和私下活动，左右案件的审理。这就易于发生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幸运的是，体制也不能决定一切。《大清律例》又道，如果讼师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这说明，朝廷也知道，还是有不少伸张正义的好讼师。
不过在法治不彰的时代，讼师即使助善，也只能使用违法手段。《刀笔著华》记载说，有个人被马踢伤，几次上告，官府都不受理，只好找讼师求助。讼师说:马驰伤人者，罪在马不在人。君则可控马不能控人。依我之见，只须倒置马驰二字，改为驰马伤人，则语意与前绝不相同，以罪在人不在马，必能准也。那人以此上告，地方官果然判被告赔偿医药费。马受惊而踢伤人，就和马的主人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驰马伤人，变成了马主人故意策马踢伤行人，这肇事责任就跑不掉了。
可见在地方官无法走访现场，只凭状词断案的时代，讼师即使要行善助义，很多时候也往往凭一支笔。
作恶也好，助善也罢，讼师始终是个隐蔽的职业。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煌煌的律例，而是一支生花的笔，和各式各样的潜规则。直到晚清引进西方的司法体系，讼师逐渐成为历史，中国的诉讼和律师，才齐齐走向阳光。不过即使在阳光照耀之下，讼师的幽灵，还仍不时附着在司法的后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