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的法律解释比较发达。这一方面与法律解释理论在全球法律界的复兴有直接关系，更主要的是因为其特有的判例法传统。
仅就判例的适用来说，法律解释理论与方法用处并不太大，但在成文法越来越多、法律体系的构成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法律解释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成为判断法官水平高低、能否正确贯彻立法意图的基本标准。本文介绍的是在英国法律界广泛应用并有历史传统的三项法律解释基本规则，即字义规则、黄金规则和除弊规则。
在法律条文存在含义不清、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英国法官常用这三项规则之一对法律作出解释。在那些疑难案件中，不同规则的适用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所以选择何种规则尤显重要。
下面便是应用这三项规则的一些典型案例。
一、字义规则 字义规则（LITERALRULE）是所有法律解释规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根据这一规则，如果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是清楚的，即使该字面含义会导致明显的荒谬结果，法官也必须遵循该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实际上，把字义规则作为一项规则有些牵强，因为字义规则实际上就是“无解释”的规则，即如果法律的字面含义是清楚的，则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但是，在复杂的法律活动中，另外一些解释方法经常对这种“无解释”提出挑战，从而使法律的解释结论背离了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所以原来一贯的、无需阐明任何理由的做法便形成了一项实在的解释规则。
以下是英国法官对这一规则的一些应用案例。
（一）怀特利诉查普尔案（1868）（Whiteley v Chapell） 某甲因为以一位已故选民的名义投票而被指控“冒充有投票权之选民”投票。高等法院分院的判决指出，对刑事法律应当本着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作严格的解释。
即使只从字义上看，由于已经死亡的选民不可能再“有投票权”，因此对被告的指控不能成立。
（二）伦敦及东北铁路公司诉贝里曼案（1946）（London &North—Eastern Railway v Berriman） 一名铁路员工在铁路线上给信号设施加油时被一列火车撞死，他的遗孀某乙认为铁路公司违反了法定义务，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关规章规定，当安排工人“更换或修理铁轨”时，铁路公司应当放置警示标志。
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该规定应当适用于本案的情况，但上议院以3比2的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应当运用字义解释规则处理本案，即有关规章的规定的情况不包括本案中的死者给铁路信号装置加油的情况。
（三）费希尔诉贝尔案（1960）（Fisher v Bell） 一个商店老板因在其店铺橱窗里展示了一个带有价格标签的弹簧刀而被指控“提供销售攻击性武器”，违反了《攻击性武器限制法》（1959）。高等法院分院在判决中指出，“提供销售”一语应取其字面含义，以保持其与合同法中的用语一致的含义，而且被告将弹簧刀展示在橱窗中无异于一种交易邀请。
尽管这种纯粹字义的解释方法可能引起该条款与《攻击性武器限制法》中的其他条款发生矛盾致使其他条款无法适用，但这种方法与解释刑事法律条款通常采用的严格方法是一致的。
（四）沃尔沃克诉贾尔斯案（1970）（Wallwork v Giles） 为维护交通安全而制定的一些关于“呼吸试验”的法律实施初期，某D因拒绝做这种呼吸实验而受到指控。被告拒绝配合的理由是：法律规定，“身着制服的警官”要求司机做呼吸试验时，司机应当服从。
而要求某D做这种试验的警官虽然穿着警察的上衣、裤子，但没有戴头盔。治安法官在判决中认为，警民执行此类职务时不戴头盔，。
因此应当认定该警官没有“身着制服”，据此宣判某D无罪。但是，高等法院分院认为，立法机关制定该法律时的意图十分清楚，即警官必须身着制服以易于识别，即使不戴头盔但不影响他人识别其为警官，因此认为被告人某D构成犯罪，并将该案发回重审。
二、黄金规则 黄金规则（GOLDEN RULE）是指，如果运用字义解释规则出现荒谬的结果时，法官应当寻求字词的其他含义以避免荒谬结论的出现。布莱克本勋爵在1878年的一份判决中指出，黄金规则就是将整个成文法看作一体，赋予那些字词通常的含义，除非仅仅考虑文字本身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荒谬或者麻烦并足以使法官意识到不能在通常含义下使用该字词。
这时，法官应赋予该字词其它含义。这一含义可能不是对该字义严格解释的结果，但法官相信该字词应当包含这样的含义。
（一）王室诉艾伦案（1872）（R v Allen） 1861年《人身侵害地》规定，在已婚状态下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构成犯罪。在本案中，根据该法某D被控有罪。
但他辩称其第二次“结婚”的行为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并未触犯该法律。法院认为，“结婚”一词可能有多种解释：它既可指“与某人缔结合法婚姻”，也可指“与他人经历一种形式上的婚姻”。
立法机关制定该项法律时不可能是为了禁止和惩罚一种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犯罪，因此，第二种解释更符合立法本意。
（二）拉瑟诉哈里斯案（1876）（Ruther v Harris） 1861年《鲑鱼捕捞法》规定，如果发现偷捕鲑鱼者，管理人员有权没收“所有捕到的鱼及用于偷捕所用的鱼网”。但如果偷捕者从事偷捕活动后并没有捕到鱼，那么管理人员还是否有权没收鱼网呢？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该法律的规定应当解释为允许没收，即使偷捕者在实际捕到鱼之前就被抓住了。
（三）阿德勒诉乔治案（1964）（Adler v George） 某A是参加抗议活动者之一，因“在禁区附近”妨碍哨兵值勤而被治安法官以其违反1920年《官方秘密法》而认定有罪。某A不服该判决并上诉称，当时自己实际上是“在禁区里”，而不可能是“在禁区附近”，因此并没有违反该法。
高等法院分院驳回了他的上诉。首席法官帕克勋爵在判词中指出，如果该法律规定发生在皇家空军基地之外的妨碍行为才构成严重犯罪，而在基地之内的妨碍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的话，那就奇怪了！因此，“在……附近”一词应当被解释为“在……里面或在……附近”。
（四）米耶诉罗伯茨案（1978）（Meah v RobeRs） 某消费者为其孩子向一家印第安饭馆订购柠檬水，但饭馆却把贮藏在吧台下面装在空柠檬水瓶中用于清洁污物的烧碱卖给了他。法院认定该饭馆经理出售“不适宜人类消费的食品”，违反了1955年《食品与药品法》。
该饭馆经理提出上诉称，自己所出售的不是“食品”（该法明确规定适用于饮品），因此没有违反该法的规定。高等法院分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认为根据该法之目的，供应柠檬水的行为也是一种“食品供给”行为。
（五）王室诉塞缪尔案（1988）（R v Samud） 某男D被指控犯有抢劫罪。被告的律师对其委托人所作供述的证据可采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些供述是在被告被允许会见其律师之前作出的。
有关法律规定，如果被拘捕者尚未被指控犯有某罪行，而高级警官确信其犯有该罪行时，则被拘捕者会见其律师的权利的行使时间可以推迟。检察官则认为，本案中被告人的陈述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否则便会出现荒谬的结果，有的人可能会为了早日见到律师而先供认一些较轻的罪行。
霍奇森法官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警察不必要立即对被拘捕者提出指控。只有在字义解释会导致明显的荒谬结论，而非仅仅在适用规定时会造成不方便的地方，如同这里，才能援引黄金规则。
（六）王室诉林赛案（1995）（R v Lynsey） 某男D被控犯有侵害罪和盗窃罪，起诉书中还包括一项骚扰罪指控（后根据法官的建议改为殴打罪）。根据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40条的规定，某些简易轻罪可以在同一起诉书中一并起诉：这些罪行包括普通的骚扰，但并没有提及“殴打”一词。
该法第39条十分明确地将骚扰和殴打作为两个独立的犯罪对待，但上诉法院拒绝将第39条中所作的解释适用于第40条。他们认为，由王室法院这样的专门审理重罪的法院来审理被告人欲以拳打受害人或没有打中这样的小案件，结果是荒谬的。
三、除弊规则 除弊规则（MISCHIEF RULE），又译弥补规则或弊端规则，是指法官解释成文法时要充分考虑成文法所欲弥补的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并努力去弥补议会在制定该成文法时所欲弥补的缺陷。因为英国是一个普通法国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原有的判例法有一些判例法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如何消除这些弊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制定成文法。这就是说，在普通法国家，成文法的出现并不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活动，而其中心目的是弥补普通法的不足，消除普通法的弊端。
因此，这一规则成为英国法律解释理论中的目的解释法的源泉。下面是一些典型案例。
（一）艾略特诉格雷案（1959）（Ellioa v Grey） 1930年《道路交通法》第35条第1款规定，在公路上使用未经有效保险的机动车者，应当认为构成犯罪。某A被指控违反该规定而被定罪。
A不服该判决，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称，被认定没有有效保险的汽车当时停在A的房子外面，而且已于数月前被损坏，发动机无法运转，油箱中也没有汽油。
因此，A撤回了对该车的保险，并申辩说如果自己重新使用该车时，他会重新投保。高等法院分院维持了对他的有罪判决。
首席法官帕克勋爵在判词中指出，《道路交通法》有关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方的利益，因此“使用”一词应理解为“在利用”。在本案中，法院所作有罪判决的基础倒不是担心另外一辆汽车会撞上停在车主房子外面无法开动的汽车。
法院所考虑的是，因为A的汽车停在一个小坡上，如果有人松开刹车闸，汽车就会冲下山去，并可能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因此，原审法院对“使用”一词的解释符合制定该法所要实现的目的。
（二）史密斯诉休斯案（1960）（Smith v Huzhes） 1959年《街头犯罪法》第1条第一款规定，妓女“在街道或公共场所”拉客者构成犯罪。一些妓女因违反该规定而受到指控。
她们中有一个人是站在街边楼房的阳台上，其他人则坐在第一层楼房的开启或关闭着的窗户后面。首席法官帕克勋爵在上诉审中维持了对这些妓女的有罪判决，并指出，这正是议会制定该法的目的之一。
众所周知，议会制定该法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人们可以在没有妓女骚扰及拉客的情况下自由地漫步长街。如果行走在街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妓女的话，便已经足够判她们有罪了。
（三）阿尔法塞尔诉伍德沃德案（1972）（Alphacell v Wood-ward） 一审法院根据1951年《河流（防治污染）法》认定某公司A污染了一条小河。该公司上诉称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造成了污染，而且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存在过失。
但是上议院还是维持了这一判决。萨蒙勋爵在判决中指出，在对刑事法律进行解释时，如果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则应选择对实行最有利的解释。
但最重要的是，河流不应当被污染。而且，污染到底是因故意造成还是过失造成，这几乎是无法证明的事情。
如果只有在控方承担了这种无法承担的举证责任后才能认定排放污染者有罪的话，则会导致大量污染者逍遥法外，河流将会变得更加污浊。
（四）惠特克诉坎贝尔案（1983）（Whittaker v Campbell） 两兄弟A和B使用他人的驾驶执照租用了一个有蓬货车，而事实上A和B都没有自己的驾驶执照。有关法律规定，未经车辆所有人同意即驾驶该车之行为构成犯罪。
据此，两兄弟被判有罪。上诉后，两兄弟的主张得到支持。
戈夫勋爵适用了“除弊规则”，其理由是有关法律第12条所针对的是驾车取乐的情况，而不是针对欺诈的情况。
（五）布拉德福德诉威尔逊案（1983）（Bradford v Wilson） 某男D在其汽车中吸食胶毒时被捕，并根据1972年《道路交通法》第5条第二款，因其饮酒或吸毒致使其不适合驾驶而仍驾驶汽车被控有罪。D上诉称，他吸食的既不是胶毒，也不是毒品，因此不应适用该规定。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大勋爵在判决中认为，根据1971年《滥用药物法》附录二中的违禁药物目录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决定性根据。
关于非法持有物问题的考虑与关于驾驶汽车问题的考虑并不相同。“药物”的本意中应当含有某些医疗成分，但这不是必需的。
本法所指向的对象是那些服用某种物质致使其身体控制能力减弱，且仍在控制机动车的人们。与之相应，法官应当从《道路交通法》的目的出发来解释“药物”的含义，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药物应当解释为包括所有进入身体后会影响身体控制力的物质（第5条已将饮晶、食品排除在外）。
（六）王室诉波利基案（1992）（R v Pawlicki） 被告人A和B经一审法院判决其犯有携带武器以预谋抢劫的罪行。A和B不服而提起上诉，认为自己并没有“携带武器”，因此该判决有违1981年《枪支法》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
在本案中，警察在A和B的汽车上的靴子里发现了锯短枪管的散弹猎枪，而汽车正好停在拍卖行的展示厅外。A和B两人在展示厅内被捕。
上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理由是：“携带”枪支是指携带人与枪支之间某种程度的紧密性，而在本案中，对于A和B来说，那些枪支很容易拿到手，这已经足够认定其为“携带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