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家米拉波说:从有世界以来，有三个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这些发明，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发明无关。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使人类能把其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照原样传达下去。第二，是货币的发明，它使各文明社会连接起来。第三，是经济表，它是前二者的结果，并使它们更完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从此获得利益。
实际上，在这三个发明之外，应当再加上公司。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与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换言之，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也就不会产生多大的价值。
制度的创新
经济学家诺斯说:西方真正意义上转型的关键时期是19世纪，当时权利开放是以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权利开放以及西方社会转型的结构在进行。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现代制度变革催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公司革命，甚至说，真正的公司因此而诞生。
进入19世纪后，英国走向现代和自由的步伐明显加快:1824年放宽《劳工结社法》;1846年废除《谷物法》;1862年通过了《公司法》。作为《公司法》的幕后推手，罗伯特洛认为，股份公司就是共和国，股票就是选票，股民就是选民。根据这些法律，创立股份公司从一项精英的特权变成一种公民的权利，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而只需要7个人共同签一份组织章程。《公司法》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允许人们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自愿地组建一家企业。支持着现代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信任关系，这使公司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企业。
就这样，股份有限公司终于作为一项制度被法律固定下来，其典型特征是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公司的法人地位。所谓法人，就是由一些人联合建立的这个组织有它独立的生命，而之前的私人企业、家庭企业及合伙企业，基本都建立在家庭财产基础之上，以个人和家庭做担保。这个虚构的实体拥有永久时限、有限责任以及类似过去封建主一般近乎完整的主权;其享有的权益可以分割为更小的股份用来交易，而这部分股份也构成资产的组成部分。
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他居然能找到一群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他。卢梭的这段话用来解释公司的诞生是颇为形象的。在公司体制下，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个人的努力或工作无关的，资产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在一种无形的力量操纵下，他人的劳动可以使资产持续升值。允许人们不亲自参加工作和从事生产而获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
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司在内化市场交易过程中节省了交易费用。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英国因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家族与公司
企业比公司的历史悠久得多，中世纪欧洲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家，比如各种店铺和手工场。进入工业时代后，拥有技术专利和巨大资金的现代企业依靠公司制度，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人员，以及越来越大的市场，直至实现彻底垄断。19世纪之后，为股东共有而且雇用职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现代公司，逐渐取代了自己拥有和管理的传统家族公司。一个典型的家族公司是德国克虏伯，到1903年，它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私人工业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西班牙的铁矿、德国的煤矿、埃森的钢厂和兵工厂，以及德美尼亚造船厂。无论钢铁、通信、电力还是其他重工业，庞大的公司规模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因此必须进行一场公司革命。
进入20世纪，世界范围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建立，意味着现在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美国许多新兴工业企业通过不断兼并购买，走向扩张与垄断，向巨型公司迈进。1870年，31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后他一口气吞并了22个竞争对手，甚至在48小时内连续买下6家炼油厂。在公司体制下，机构的理性总是要高于个人的理性。正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合作和自利两者结合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公司。
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通常都是从家庭和家族开始的。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传统帝国分崩离析，跨国公司如鱼得水。一方面国家在不停地独立和分裂，另一方面公司在不停地兼并和合作。1800年，著名合伙人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一起退休，将博尔顿一瓦特公司交给他们的儿子马修罗宾逊和小詹姆斯瓦特。时至今日，美国90%的注册公司仍然都是家族企业，尽管其余的10%在经营活动中占有更大比例。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家族企业很少发展成为大型企业。
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商人，但是他们不能被看作大资本家。无论从组织架构、资本来源、运营管理还是商业环境，明清商帮都与现代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已成明日黄花。对外口岸开放后，显赫一时的十三行便日落西山;当中国茶叶失去国际市场后，徽商也黯然退场。黄仁宇认为，商帮这种商业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
孔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庄子曰: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清朝十三行的垄断专营权均被废止，各种各样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市场等现代公司制度和金融制度纷纷进入中国。1872年，中国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正式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10年之后，轮船招商局分支机构已遍及海内外，年利润达160万两白银，股票从原值100两升至253两。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梁启超进一步提出，法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考验，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被迫撤股的却是私人股东。盛宣怀以官方督办兼商方总办身份入主公司，这种官进民退为10多年后导致清帝国覆灭的铁路风潮埋下导火索。美国的启示
公司诞生于欧洲，成熟于英国，发展壮大则是在美国。美国建国伊始，最高法院就颁布法令，允许自由开展跨州商业活动，并颁布了《联邦专利法》，确立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这些法规减少了公司责任，成立公司不需要特别许可，为项目融资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铁路和运河这一类大型工程中，往往需要大量资金，股份公司无疑提供了一种最理想的融资方式。1800年，美国已经有335家商业公司。到19世纪中期，有8个州颁布了《普通股份公司法》。诺斯指出:《普通股份公司法》的实施是政治问题的一个经济解决方案。普通股份公司允许任何人有权利成立这种有价值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为一部分群体创建股份公司的特权。权利开放消除了与股份公司有关的腐败和租金创造。19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权利开放已经制度化了。
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证明，只要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公司出现之后，创新不再是特例，而变成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从此以后的很多新知识、新发明和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有80%以上都是由公司主持完成的。在美国，拥有10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在所有注册公司中只占0.5%，但他们却雇用了60%以上的劳动力，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就经济和影响力而言，公司与国家这两种现代组织难分伯仲。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
如果说没有公司就没有美国，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离不开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200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和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美国精神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那些灿若群星的公司领袖一点儿也不比政治领袖逊色，甚至说更加伟大。
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革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政党、国家、宗教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不如说是股份有限公司缔造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科技上的强势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公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最好指标。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和文明观念，正如《公司的力量》这部纪录片中所说:公司的一个影响是带来了某种平等，它打破了某些观念，比如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有，比如有些人生来就高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