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仍存在一些误区。例如，研究的方向受到不正确的引导、以研究方法和工具上的规范性代替学术价值，以及管理学学科问的门户之见和一些不良研究习惯等。这些态度或行为不仅干扰了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降低了管理学研究效率，还对学科生态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乃至滋生了学术造假行为。这些误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进步的障碍。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澄清一些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期逐步消除这些误区。
1从西风东渐到刻意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
国内早期的管理学研究缺乏科学、扎实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企业管理领域为例，很长一段时问以强调洞察力和直觉判断的思辨研究居多，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例如，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是否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是否引进西方激励制度等。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思想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学术成果，对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内容既缺乏理论意义、又缺乏现实意义的粗制滥造的假大空文章，大多为定性研究。有些理论研究缺乏实践基础和实证的支持，有些研究过于关注管理实践，从表象到表象，浅入浅出，缺少透彻的分析和论证。 由于缺乏扎实的方法基础，同时又急于表达某种观点，假大空类文章常常陷于顾此失彼、简单偏颇。这个时期，采用复杂严谨的计量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运用不足;一些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也常由于对有关方法掌握不够透彻而出现问题。例如，对于研究方法的披露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分析手段、研究目的以及数据之问时有不相称之处，误以为基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就是实证研究，对有效性与可靠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规范管理学研究方法，一些国内外知名华人学者开始倡导规范和严谨的西方实证研究范式，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类型可以初步看出研究方法规范性提高带来的影响。笔者就自己所在的战略管理学科，采用许德音等对论文类型的定义和分类方法①，梳理了2012年发表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以及《管理学报》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将近10年前后的实证类论文所占比例进行了对比。其中，各期刊的非学术论文、《管理世界》中的短论与翻译文章均不计入样本;《管理学报》创刊于2004年，故在对比时采用了2004年的论文样本。
《管理世界》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从2003年的26. 1%上升为2012年的68. 2% (22篇中占15篇)。《南开管理评论》的战略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由21. 1%上升至2012年的100%(16篇中占16篇)。《管理学报》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从2004年的18. 2 % (11篇中占2篇)上升为2012年的56.3%(32篇中占18篇)。可见在近10年前后，这3种管理学学术期刊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比例均有大幅增长，实证型论文所占比例己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以《南开管理评论》的转变最为猛烈;《管理学报》的论文类型相对多元化，但其实证型论文的数量也己过半。许德音等曾指出的作为高水平研究标杆的实证型论文比例过低的问题，到2012年似乎己不存在。
近10年，国内的管理研究者们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实证方法的推广和影响却似乎超过了预期。一些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同时，向西方学习实证方法使我国管理学研究在选题上也受到影响，出现了以下几种不良倾向:①不加辨识地追随西方研究热点，迅速大量跟进并模仿，脱离了中国的管理现实。这样既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又不能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②热衷于在中国情境下利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的管理理论。③在己有模型中添加一些并不必要的调节或中介变量。①对文献中检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一些并不高明的重复验证，了无学术新意。
以上这些问题随着定量实证方法普及而大量产生，使中国管理研究在避免过去假大空问题的同时陷入了无病呻吟的误区。即花费大量笔墨，采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对管理理论的某一细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识和常识的问题进行过于细化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研究主要依靠运用统计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才能得出科学结论。这种方法论偏好下的研究对管理中复杂情境因素和内在逻辑的关注越来越缺少，有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性。这类研究过于重视实证方法而忽视了研究的内在价值，对于管理理论或实践都没有什么贡献。席酉民等训指出，想要揭示管理学的真理，不能完全依靠数学模型和统计学。
研究模型复杂化和研究内容的雷同化有多方面的原因:①为了提高论文的合法性和发表的可能性。学者职称晋升或博士毕业都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实证研究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期刊偏好定量研究。无模型或采用简单模型的论文常被期刊编辑或审稿人垢病。如果采用了比较复杂的模型，容易使审稿人认为该论文达标了。②国内一些知名商学院在成果评价时只重视论文，尤其是在所谓顶级英文刊物上的论文。这种单一的激励机制使很多学者不得不模仿这些英文刊物中流行的复杂模型，其注意力也不得不用于西方所谓的热点问题。③部分知名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推动中国管理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倾向。在国内整体研究水平尚待提高、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知名学者的提议和倡导很容易引发认知上的趋同，从而造成跟风效应。一些海外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管理学研究出现了套用西方理论和借用西方研究方法的思潮，在研究方法方面严谨有余但内容切题不足。
随着实证范式的普及，我国不少学者在研究的规范性上己逐渐接近西方先进水平，但在建立原创性理论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此时，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关注中国的情境化，热衷于阐述和形成中国的管理理论或管理的中国理论。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刻和细致的分析川。笔者担心中国化、情境化可能在将来引发另一种错误思潮，即所有的管理学理论研究都必须关注中国的情境化，认为我国学者需要进行的研究无非是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的研究论文，但笔者认为我国学者能做的远不比于此。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不应该也没必要过于关注所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种理论通常不会因其提出者的国籍而成为某某国的本土理论。例如，牛顿定律并未被物理学界称作英国的力学理论，人们也从未见过巴西的控制论等。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管理研究有一些特殊性，但在不少管理问题上，中国的管理实践环境与西方国家并没有实质差别。研究这些东、西方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是各国学者的共同责任。管理研究者应准确地认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不要忽视人类社会的共性。也许人类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基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情境的研究结论未必没有普适性，不必称之为中国理论。同样，在西方情境下所得出的理论也未必都要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修正才能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 在很多普遍性管理问题尚未被认识与解决的情况下，以及中国的管理环境与世界逐渐接轨的大趋势下，为何一些学者认为必须采用西方范式加上中国情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2点原因:①中国管理学者探索真理的愿望受到了部分海归或华人学者的偏向性引导。这些学者为国内管理学研究提出建议时或者限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见解，对我国管理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方向未加关注;或者出于自身研究兴趣的需要，过于强调文化及情境因素造成的影响，忽视了其他重要问题。②当今国内商学院(管理学院)对教师的不正确的评价机制。一些院系在对待中文与英文学术期刊时出现了严重倾斜，使中文学术期刊难以为学者的晋升带来价值，学者不得不转向英文期刊。一些学者误认为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时必须突出中国情境，丧失了立足国内做出世界级研究的信心。事实上，在进行学术探索时不应在发现真知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该成果的适用性。同样，一种理论如果能切实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启发意义。
回顾我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①管理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以实证方法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和强调直觉与洞见的思辨研究必将共存。②虽然实证方法和计量模型有其局限性，但在管理学学科的成长及其科学化、规范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强调研究选题上要有创新性和实际意义并不是要否定实证方法和数学模型的作用。③在国际化背景下做出理论贡献可以但不一定非要从中国特殊问题或情境化入手，理论创新的首选仍是追求普适性的、重要的原创理论。
2从引导者社会责任的缺失到研究选题和理论上的趋炎附势
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学者是创造与传授管理知识的主力，其中对管理学研究发展方向起到引导作用的通常是以下3类人:①商学院(管理学院)的领导者，一般具有更全局化的视野，且其观点容易转化为现实中对教师的激励机制;②管理学领域中的少数资深学者，在管理学领域从事工作多年，熟悉本土情况，经验丰富;③有声望的海归学者或华人学者，通常研究基础扎实，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这三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重叠。
在这些学者的引领下，一方面，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在近20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某些引导和做法也产生了问题:①部分商学院(管理学院)的领导者是因其他方面能力较强而走上领导岗位，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背景和经历。他们难以准确找到当今管理学急需关注的问题，制定政策时也较少考虑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还有少数领导有意无意地侧重发展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在制定政策和发表观点时显得偏颇，甚至造成本来有发展潜力的细分学科得不到支持。②由于各种会议和媒体更看重发言者的头衔、社会兼职，以及学历表上是否有海外名校光环，本土学者近年来发出自己声音的较少。由于历史的局限，少数学者可能片面强调本土化和定性研究，甚至抵制西方规范和实证研究。③海归或华人学者在研究的规范化和严谨性方面具有优势，系统的管理学研究训练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使他们本可以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提出更多的好建议。但是，一些学者在寻找值得研究的管理学问题时，似乎过于从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问题出发，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自己不太了解或不擅长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有些海归学者或华人学者试图将自己熟悉的西方管理学环境与体制照搬到中国，用冷漠的眼光和不变的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活动;发现哪里与印象中的欧美模式不一样或差一点，就提出要加强哪里。国内不少商学院(管理学院)己经把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当作对教师的最重要的考核内容。这种导向虽可帮助青年学者尽快熟悉英文刊物关注的热点和写作的方式，在国际管理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但也容易给众多学者造成错误认识，即中国管理学研究目前最重要和紧急的任务是如何发表一流论文，而不是在研究中探索真理和解决重要问题。事实上，仅仅参照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无法识别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由于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或重点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或重点州。一些学院领导或知名学者出于对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的偏爱和小团体利益的考虑，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提出引导性意见，其结果常以偏概全，缺少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思考。
不恰当的学术引导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全世界的管理类院系在致力于建立研究性的学科基础时，逐渐忽视了以管理者为代表的管理知识需求者。很多学者不仅对管理者日常面对的管理环境和核心任务缺乏了解，甚至缺乏基本的诚意去试图让管理者理解现有的理论和工具。单是研究中创造出的大量拗日的专业词汇就令人费解。有些术语名字很相似，但所指的概念差得很远;有的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在定量衡量指标上又差别不大。管理者并非一开始就对管理学研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州。但如今，管理者己经难以理解管理研究的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西方学者指出，管理学研究偏离管理者日常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纠缠于一些技术性问题。
另一个由不恰当的引导和不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所导致的问题是研究主题和理论观点的趋炎附势。有的学者抛弃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客观的立场，有意识地迎合利益集团、学术领导、大众媒体的需要，做一些趋炎附势的研究，降低自己的学术品位。例如，一些学者曾热衷于为蒙牛等企业唱赞歌，到中国奶制品发生质量和信誉危机时，他们又改头换面用另一种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它们做的不好。在我国，不少流行的热点问题都会招致一窝蜂的研究，其中不乏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毫无新意的论文。例如，当国家宣传全球变暖问题时，难免有些学者迅速发表一些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我国刚批准部分转基因食品进日，一些专家就开始在媒体上论证转基因食品为何无害。近期我国部分城市雾霆成为关注点，相信不少缺乏根据的观点将会匆忙出现。在我国，支持政府或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观点会更容易发表论文和受到重视，但实际上政府持有的观点不一定在学术上成立，或者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政府提出的那个问题。
除了容易发表论文，趋炎附势的研究背后还有其他利益联系。例如，有学者在特定问题上有意支持领导的学术观点，不管该观点在不同环境下是否总是成立，或者有没有更准确的观点。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引用来自领导或学术权威的文献，不管这些文献与本研究的实际关联有多大。同属一个研究团队的学者有时会在研究结论上有意互相靠近，牺牲研究的严谨性以换取形式上的合力。在缺少规则与制约的情况下，这种抱团容易形成争抢资源投入和影响学术发展方向的势力。当前，国内商学院(管理学院)的一些年青学者不得不放弃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尽力加入某位领导的研究团队以获得在学术界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甚至有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大部分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一个重要领域的课题。学者无奈的选择背后是扭曲的学术生态。在现有的学术评价、项目资助、晋升机制下，学术领导对研究方向控制权的渴望，使他们不断地膨胀自己领导的团队规模、扩大自己领域的研究势力，这己成为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选择。正是学术团队的势力干扰了学者的自由竞争，使一些本来有希望做出创新研究的题目由于得不到良好支持而难以推进。
3回归研究的本源:总结与建议
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中非理性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简单与复杂、一般与特殊、数量模型与哲学思辨、西方模式与中国现实之问的辩证关系;而学术道德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主要源于管理学学者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过多而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自目崇尚西方而缺少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社会责任意识、过分考虑种种现实利益而缺少客观平和的学术心态。
解决非理性问题主要是要提高国内管理研究者的认识水平，具体如下:
(1)正确处理简单与复杂之问的辩证关系，不要以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简单还是复杂作为判断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学术论文的内在价值更多地在于其选题的意义以及分析思考的新颖或深入，而不在于数学模型的复杂或多种相关理论的堆砌。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的表达和描述很简单，却揭示了物理世界的很多奥妙，但也不能据此否认较为复杂的薛定方程的重要意义。现实中存在一些看上去模型复杂的研究论文，其基本概念、理论逻辑和研究过程却经不起多少推敲，建议不要做此类徒具复杂的外表却不能贡献什么真知的研究。
(2)理性的认识到一般性常常隐藏在特殊险之中.而特殊性只不过是一般性在特定条件下的映射解决中国的某些特殊管理问题不能自目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而研究中国的管理实践和关注中国情境不一定就要牺牲普适。要懂得区别哪些管理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哪些是中国环境下的特殊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模式。在进行学术探索时不应在发现新知识之前先去刻意描述该成果的适用性。一种理论如果能切实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启发意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管理学研究的快速进步，未来应该有一批普适性的原创管理理论出自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且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践所做出的研究。
(3)辩证看待各种研究方法，既不抵触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复杂的数量模型，也不摒弃东方的哲学思辨有些管理问题的研究不需要或无法数量化，而有些则必须精确数量化。笔者不否定规范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意义，只是认为，管理学研究在范式或指导思想上不应再出现一阵风似的反复矫枉过正的动荡过程，而应该尽早抓住研究的根本，做出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的严谨而规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