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了《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全方位推进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并推动出台《电子商务法》。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消费者经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购买境外商品的行为业已惯常，与此同时，消费者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民事纠纷也随之浮现。两者争论的重要焦点在于签订的商品交易合同的类型认知，消费者认为是买卖合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则辩称非买卖合同，在相关的司法判例中，各法院对此问题判别不一，甚至判决结果截然对立。实际上，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权利义务内容因合同类型不同而差异较大，本文立足于跨境电子商务本体，分析其商品交易的合同类型，以期对规范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和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参考。
一、 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務合同类型分歧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网上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商务活动[1]。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兴盛发展，消费者经由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商品的行为也司空见惯，涌现出的相关商品纠纷也延伸至跨境电子商务商品交易的合同类型。经由目前中国既存的相应司法判例分析，就跨境电子商务商品交易契约论博弈的观点分为买卖契约论，非买卖契约论和委托契约论三种。
买卖契约论，代表消费者的观点，认为经由网上平台购买商品属于典型的买卖行为，签订的合同自然构成买卖合同。一般而言，消费者作为原告就产品质量问题起诉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或者其他相关主体时，均提及是在被告处购买的商品，现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退款或者追索惩罚性赔偿。消费者认为，经由跨境电商平台是购买被告的商品，与在实体店购买或者是否跨境无关，均是支付货款转移商品所有权的行为，理所应当的是买卖合同，出现产品瑕疵或者其他质量问题，被告自然应当承担责任。此种观点得到极少数法院判决的认可，譬如在2016年张振张某某兴与广西一心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原告分两批次在被告处购买进口婴儿奶粉，但是所购买的上述产品皆无中文标识，原告认为被告的商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要求退货和支付赔偿金，但是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的交易方式系跨界电子商务，不构成买卖合同。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主张自己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收款凭证，原告与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初步成立，被告主张其与原告间并无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其仅为原告提供了跨境电子商务代购服务，但被告没有提供其为原告提供跨境电子商务代购服务的证据，因此，被告的主张不成立，法院最终确认原告与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契约论虽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多数司法判决的认可，目前而言仍属于少数意见。
非买卖契约论，代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利益，是法院在审理跨境电子商务商品交易合同纠纷的一种实务观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结合跨境电子商务的特性，认为契约非构成买卖合同，以此否定消费者的诉求，但是对合同类型的具体称谓不予置评。此种观点得到较多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譬如，在何梦与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经审法院认为，跨境电商平台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原告在被告办理会员卡之前，其工作人员就在店内向原告展示了原告欲购买产品的样品，样品均为境外生产时的原始外包装，无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等内容。原告办理会员卡后自行通过被告的西港全球购的电商平台多次采购了该国外产品，收到的产品与样品均一致。因此原告应当知道该商品并非针对中国市场销售，其生产者一般不会按照我国的相关法规对商品进行标注，被告提供国外采购平台的行为并非进口销售商品行为。此种观点以否定消费者诉求为直接目的，对难度系数相对较大的契约类型的认定则予以规避。非买卖契约论正在越来越多的司法判例中体现，业已成为实务部门处理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合同纠纷的主流意见。
委托契约论，依旧代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利益，由非买卖契约论进一步衍生而出，认为跨境电子商务具备特殊性，消费者经由网络平台购买商品的行为不同于传统的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委托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直接以消费者的名义报关进口，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委托契约论目前已得到部分司法判决的确认，譬如，在赵子玉与厦门中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经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首先明确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法律性质，以及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在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才能判断电子商务公司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跨境电商公司提供准确而完整的个人信息，以便该公司以订单人本人的名义办理向海关报关、缴纳税款，境外商品通关时的性质系个人行邮物品，而非贸易商品。原被告之间的此种法律关系着重强调跨境电商公司以订单人的名义从事相关的行为，而普通的买卖合同的基本义务在于一方支付货款、另一方交付标的物，并未将合同双方履行合同义务时的名义作为认定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之一。而在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被告的主要义务在于其以订单人的名义从事报关、交税等事宜，否则原告意欲取得的商品便无从离开保税区从而交付给原告，合同目的便无从实现，所以被告公司负担的以原告名义从事报关、交税义务构成了双方之间合同的主合同义务之一，对于该合同性质的界定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跨境电子商务对于跨境电商公司以订单人的名义从事相关事务的强调，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订单人作为委托人，对其委托事项支付价款，跨境电商公司作为受托人，为委托人提供商品采购、通关纳税、物流托运等服务。故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委托契约较买卖契约论更为明晰，但是仅得到部分法院的认可，未能成为主流观点。
二、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博弈事由
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间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纠纷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无确切规定的背景下，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量，分别做出的相互矛盾的解读。究其缘由，既包括两造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是否具备销售者身份的博弈，也进而涵盖就产品质量责任的博弈。
（一）销售者身份博弈
法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因法律关系的差异的不同，纵使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均认同两者间的商品交易构成契约法律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合同类型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显而易见，买卖合同、非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间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差异明显，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是否具备销售者身份，是各方博弈的焦点所在。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2]。按照消费者的观点，若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间的合同构成买卖合同，则毋庸置疑，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具备销售者身份，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将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者支付相应价金。相反，按照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观点，若其和消费者间的合同为委托合同，或者至少不构成买卖合同，则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自然不具备销售者的身份，其只是消费者的受托人，遵循消费者的要求代为购买相应产品。两造就销售者身份博弈，目的在于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义务承担程度的差异。作为销售者，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履行的义务较之受托人更多，不仅要严格履行买卖合同的要求，准时交付无瑕疵货物，而且还要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销售者的义务。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销售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义务，而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换言之，经营者涵盖销售者。销售者是产品流转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在保证产品质量方面具备重要地位[3]，若销售者未能合理审慎履行，则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甚或产品质量责任。相反，若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不具备销售者身份，则承担的义务明显较少，依据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主张，其仅具备受托人或者被授权人身份，是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或者授权代为购买商品，仅需履行受托人或者被授权人的义务，并不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主体的身份，也自然无须履行其规定的义务。立基于不同的法律身份，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承担的法律义务差距较大，摆脱销售者身份是其辩论甚或挑战合同类型的重要阶段性目的。
（二）产品质量责任博弈
销售者身份论争的最终着力点在于产品质量责任的承担与否，若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具备销售者身份，往往因未适格践履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反之，不具备销售者身份则往往可以直接免于构成违约或者侵权，无须承担任何产品质量责任。实际上，两造就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辩论肇始于产品质量责任的博弈，即由产品质量责任的承担引发契约类型的辩驳，换言之，跨电子商务公司辩驳契约类型的目的最终仍在于寻求免于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对产品质量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4]。立基于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纠纷的案例分析，消费者多认为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存在质量问题，要求承担责任。譬如，熊学平与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沙坪坝三峡广场分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原告熊学平诉称，2015年5月8日至16日期间，原告在被告店铺购买荷兰牛栏奶粉9罐，总价1887元，后发现所有产品包装均无中文标签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的不得进口。因被告作为销售者违反上述规定，现要求被告退还货款1887元，并十倍赔偿18870元；被告则辩称，本次交易方式为跨境电子商务，具有特殊性，是以消费者的名义报关、通关，海关对此种货物也是按个人行邮物品进行监管和收取关税，不需要提供中文标签，本被告在海关的严格监管下，全部交易过程合法，通关物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当承担退货还款和十倍赔偿的法律责任。由此观之，消费者的目的在于要求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其在起始阶段认为其购买产品理应构成买卖合同，故未对构成买卖合同详加论述，其诉求的核心，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惩罚性赔偿责任。真实挑动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论辩的是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其目的在于否定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但是应用的法律诉讼策略却是寻求上位领域的合同类型差异和对应的销售者身份，原因在于直接立足于产品质量本体辩驳获取法院支持的概率较小，而其非买卖契约论甚或委托契约论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则演变为其是否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关键所在。因此，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博弈商品交易合同类型的最终目的在于产品质量责任的承担。
三、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界定
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论争在司法实务领域已经产生，纵容其持续存在势必增加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承担法律风险的负担和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威胁司法机关的权威，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界定，及时终结前述相互对立的理论和实务观点。
（一）立基于契约区分标准界定
自契约诞生之日起，立基于相异区分标准，契约类型随之差异。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由来已久，均构成典型的有名契约，对其认知和理解并不困难，故区分买卖合同、非买卖合同乃至委托合同，应当立足于确立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的基本标准。辨析买卖合同和非买卖合同的标准在于以对价换取货物的所有权，换言之，买受人支付价款获取出卖人货物的所有权即构成买卖合同，反之则不是。而委托合同，又称委任合同，是指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诺处理事务的合同[5]，其辨析标准在于委托，即委托人以特定的委托行为要求受托方处理事务。跨境电子商务系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促进国际间商品、服务自由流动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其与传统进出口贸易有相似之处，但亦有重大区别，立基于委托合同的标准，在交易环节，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消费者订购时必须向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提交完整和准确的个人信息；其二，以消费者本人名义向海关报关、纳税；其三，境外商品通关时的性质是消费者个人行邮物品，而非贸易商品。上述区别体现了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和费用处理事务这一核心要素，更加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故跨境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间成立的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此论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忽视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区分的真谛所在，属于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为免责的诡辩之言。报关入关是跨境电子商务不可或缺的必备手续，也是跨境电子商务区别于一般电子商务的明显特征[6]，但报关入关者的身份则需要厘清。依据海关总署2014年第56号《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均可以进行进出境货物申报，电子商务企业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申报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报关手续，个人则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物品申报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方式办理电子商务进出境物品报关手续。故跨境电子商务公司所言必须以消费者本人名义履行报关入关手续是错误的，实际上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多是已经在海外采购完毕相关产品，只是寄存于中国境内的保税区，待消费者购买产品后，在以消费者名义报关，产品则直接从保税区入境，故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只是为免于承担责任而如此要求消费者，但并不是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必须要求，以公司身份同样能够报关和入关，换言之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可以贸易商品而非消费者个人行邮商品入关，所謂的委托行为本可不存在。另外，辅助性的委托行为不能成为否定构成买卖合同的关键所在，立基于既定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并未点明其是委托购买公司或者代购公司，其经营范围也不是代购等行为，消费者与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产品的所有权，至于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以任何合法渠道获取产品，构成公司的法定义务，与消费者无关，另外即便消费者填写个人真实信息，公司以消费者名义报关入关，则构成辅助性委托行为，其目的在于帮助消费者及时获取购买的产品，其性质等同于消费者委托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邮寄产品，并不能因辅助性行为否定买卖合同的本质。若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在消费者购买产品是明确指出，本公司只经营代购业务，双方签订的契约是委托合同，并得到消费者许可，则才构成委托合同，否则只单纯地要求消费填报信息和以其名义报关入关，则不能否定买卖合同的存在。
（二）统筹国际法与国内法界定
纵使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新的经济成长点业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重视，但是至今尚无专门的统一的政府间国际条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96年颁布了不具法律拘束力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但是未对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的类型予以分析[7]。因此，对此问题的辨析，应当结合各国电子商务法和司法判例予以分析。非常遺憾的是，经查找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等国家相关的电子商务类法律，没有任何国家对此予以规定，也未查找到任何相关的外国司法判例。由此可见，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在国外不存在分歧，诚如笔者采访国外某入驻亚马逊的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曾先生所言，跨境电子商务合同在国外理所应当地构成买卖合同，属于消费者经由跨境手段购买产品，这一问题不存在任何争议，消费者对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诉由也一般限于产品质量责任，但是买卖合同的构成连同法官在内各方并无争议，所以根本不会提及此问题。因此，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分歧是在中国国际法情境下由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独创的产物，是其为免除销售者身份和产品质量责任承担而诡辩的产物并已成功误导部分法官。另外，立基于境内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关系，厦门中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除经营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外，尚在境内销售自营产品，无任何跨境行为，消费者购买其自营产品实际上是与其签订买卖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此主张也得到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认可和贯彻，若同样的产品在境内销售为买卖合同，跨境则构成委托合同，明显不契合产品交易的本性。传统的跨境货物贸易行为，也是买卖合同的形式存在，若单纯因为电子商务行为而根本改变交易类型的种类，则并不契合实际。最后，若允许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为委托合同，则自此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再无买卖合同，根本不符合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初衷和实质。
四、明确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建议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于传统合同一般条款的规定带来了新的问题，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手段进行跨境交易、订立跨境电子商务合同，这使得合同一般条款的公平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8]。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论争业已在消费者和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间掀起波澜，非买卖契约论乃至委托契约论虽成为目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但是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扩展，集中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部分地区，对于此种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诡辩契约原理而误导法官的行为，应当予以及时矫正。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制定阶段，业务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跨境电子商务仅限于货物贸易的现行阶段，销售商品的字眼明确体现国家立法的态度在于认定电子商务合同构成买卖合同，其中自然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合同。但是，鉴于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论争只在中国存在，没有任何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或者国内法予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第一款也类似于外国相关法律，只是间接地承认买卖契约论，依此间接规定和契约法基本原理，足以认定跨境电子商务合同构成买卖契约，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案文中明确予以界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第一款的模式率先初步解决。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售后服务制度，引导跨境电子商务主体规范经营行为，承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鉴于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出现明显误判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的判决，为了避免扩散此类司法判决的不良效应，应当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发布司法解释确立买卖契约论，并适时推出相应的指导性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规范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认知，如此方能彻底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的分歧，也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健康发展。
五、结语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如火如荼，经合理引导必能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又一亮点，但是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应当并重。立基于现行的司法实践，跨境电子商务合同类型存在较大争议，总结为买卖契约论、非买卖契约论和委托契约论三大论点，非买卖契约论和委托契约论一脉相承，皆是否定消费者权益而顾及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利益的做法。非买卖契约论及至委托契约论片面分析和运用契约法原理，认定消费者作为委托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作为受托人，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商品采购、通关纳税、物流托运等服务，并收取包含商品购买价款、关税、运费和委托报酬等费用，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向消费者出售的是他的服务，而非商品本身，故而认定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系交易中的受托人，并非销售者，不应要求其承担销售者的法律责任。此种论点看似逻辑清晰，反而驳斥理所当然的买卖契约论，已成功误导部分法官和消费者，其目的只在摆脱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的产品质量责任，从合同类型着手率先摆脱销售者身份，继而自然摆脱由身份衍生的产品质量责任。此种论点明显违背买卖合同和契约合同介分的基本标准，以辅助性委托行为否定买卖行为之实，若任其扩张则损害跨境电子商务和境内电子商务、传统跨境货物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中国法和外国法的基本认知，继而损害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应当依据正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间接否定，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推广买卖契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