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诺到2020年，把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外界对此褒贬不一。
我们认为批评家们对中国的指责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文中揭示，他们的批评缺乏常识和背景知识。他们的谬见并非纯粹的学术争论：他们的批评为美国国内反对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的人提供了庇护，是阻碍有效的气候行动的冒险之举。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都是颇具力度的。在经济史上，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大幅度地削 减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法律上约束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令人惊讶的，它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对中国的减排目标的批评，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允许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继续上涨。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服务水平低，亿万中国人仍然 过着贫困的生活。目前，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是中国的4倍。
奥巴马总统支持美国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将近20%的目标。如果中国履行其哥本哈根 承诺，美国也执行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目标，那么到2020 年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中国的2倍。
1美国以中国为借口拒绝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不诚实的行为。虽然如此，对中国而言，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并努力把碳排放减少至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暗示，中国政府可能在2025年接受一个碳排放总量的限额，并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实现减少30%或更多碳排放量的目标。然而目前，中国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执行它已经提出的哥本哈根减排承诺。
对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的批评既缺乏建设性，又有失公允。如果这些批评不是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掩人耳目、逃避责任的策 略，那就只能用学术懒惰或条件反射性的“抨击中国”来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的承诺意义重大对中国减排目标提出的主要批评是：它仅仅代表了现状，或者说延续了当前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趋势；可以这样认为，它只体现了“一切照常进行”的态度，除此之外毫无新意。我们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首先需要说几句题外话，解释一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在这里，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亦即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由于中国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所以碳强度跟能源强度紧密关联。一个经济体的碳强度关系到能 源的最终使用效率、高能耗重工业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
尽管中国消费者在住宅和汽车上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但中国的能源强度 和碳强度仍然相对较高，因为其工厂的效率相对较低，同时重工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每年都可能改变。
经济学家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nergy-GDP elasticity)来表示这种关系。简言之，就是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值。
如果经济增长翻了一番，能源消费也翻了一番，那么这个比值（即所谓的 “弹性”）就是“1”。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通常均值为1.0至1.5，但在整个经济史上，发展中国家都典型地表现为能源消费的增速快于 GDP的增速。
GDP翻一番往往意味着能源的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一倍甚至两倍。有说法称，“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只要求维持其当前的政策，而并未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除了继续实施其已经采取的措施外，无需再做别的事。
” 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它是不正确的（见图1和图2）。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将要求其碳强度每年减少4%。
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8%，那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必须是0.5；但如果GDP年增长率仅为6%，弹性系数就必须仅为0.33。中国的减排目标不依赖于GDP的增长。
如果GDP增长速度慢，该目标将会更难以实现。中国的减排目标承担着政治上的风险，其原因是：GDP增长将增添效率更高的新基础设施，增长速度越快，高效率的新资本设备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如果经济增长缓慢，则要求报废 现有的资本设备。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更多的现有工厂将被迫关闭。
过去，中国的确曾在一段长时间内大幅降低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所有计划经济一样，对能源的浪费十分严重。
改革、重组、能源短缺和极其严格的管理，使中国得以迅速降低了能源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