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工程建设一方面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利益，一方面对于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了胁迫。人们在反思中提出如何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的问题，并对河流生态系统进行补偿。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水利工程与河流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行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如何进行补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河流生态修复的理论与工程实践。在新的时期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和规划河流生态修复，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为此，本刊记者李平、赵建平采访了著名水利专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全球水合作组织（GWP）中国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董哲仁博士。
什么是“胁迫”
本刊记者：水利工程与河流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对河流的改造规模有多大？
董哲仁：几千年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对于河流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改造。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兴建了大量工程设施，改变了河流的地貌学特征。河流一百年的人工变化超过了数万年的自然演进。有学者估计，至今，全世界有大约60％的河流经过了人工改造，包括筑坝、筑堤、自然河道渠道化、裁弯取直等。据统计，全世界坝高超过15米或库容超过300万立方米的大坝有45000座。其中大约40000座大坝是在1950年以后建设的。建坝最多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印度。
本刊记者：近来在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有负面影响，并对此提出了批评，您有什么看法？
董哲仁：一方面，这些工程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了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和航运等目的，现在和将来，社会还离不开水利工程。
另一方面，水利工程却极大改变了河流自然演进的方向。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生态学中称为胁迫（stress）。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对河流大规模的改造，造成了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退化。这种退化也降低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恩赐因此而减少，这样反过来又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
我认为，我们水利工作者应该站在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承认和正视这种负面影响，还要以主动的态度，应对这种挑战。
本刊记者：人类活动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来自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