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总供求的基本平衡是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我国当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特征亟待调整的根源在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动使得总供求的平衡越来越难以维系，突出表现是普遍、严重和蔓延的产能过剩。在当前背景下，为化解产能过剩，提升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管理在不忽视需求侧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供给侧，目的是在供求基本平衡中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注入持久性内生动力，以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再平衡。
一、我国需求结构的特征：纵向与横向比较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对需求侧的影响
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充分地证明，改革与开放卓有成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强势角色是需求结构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这种发展战略和需求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问题，甚至说，这种结构恰恰支撑和造就了过往的高增长。之所以现在被认为是问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在出口面临压力和投资回报率下滑情况下，能否将经济增长寄托于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呢？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提升的空间是很大的。并且，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1/5，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消费市场完全依赖其他4/5的人口也是不现实的。但当前消费率太低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居民收入占比比较低，经济建设型的政府主导了过多了投资，这对消费产生了不小的挤出。其二，居民收入差距也偏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有关，致使陷入了高收入者有钱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无钱消费的窘境。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强烈。以上多重因素叠加，诸如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措施收效甚微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总供求平衡潜伏危机：产能过剩问题愈加凸显
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产能负面效应的影响在于，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非意愿库存增加，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紧张，对投资前景产生悲观预期，投资意愿弱化。即便是维持投资，也主要不是靠利润而是靠融资，这又会加大企业债务负担和风险。另外，产能过剩情形下，为了消化库存，维持生产运转，企业间容易展开恶性的价格竞争，企业利润率下降，行业亏损面可能扩大，并引发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四、在稳需求的同时更关注供给侧管理
综上可见，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滑的情况下，如果一味追求像过往一样的高速增长，通过增加货币发行等手段进行短期刺激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还容易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即便是短期拉升，难免又会有较大幅度下滑，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供给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使已经失衡的总供求再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使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增长。这是指，根据内需和外需的变化调整供给结构，既要考虑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又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使得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使总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再一个就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改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使经济增长具有质量和持续性。 供给管理最常提及的政策是减税。笔者的调研也发现，中小企业经营中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比较重，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税种，还有各种隐性的费用支出。这与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比重超过60%。不同于所得税，流转税比较不容易做到“多挣多交、少挣少交”。因此，税制的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激发中小企业市场活力，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从而为宏观总供求的平衡奠定微观基础。截至2013年8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也已推广到全国试行，从整体上来看，这能够降低企业负担。
供给管理同时包括制度的供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美国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都是围绕供给侧展开的，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有市场化改革的内容。美国采取了反垄断和减少政府管制的措施，英国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保障，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7]。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仍亟待提高。在近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后，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而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恰恰是比较高的。根据民间智库“政见研究”提供的数据，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为2.65%，远低于民营企业的4.84%。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不当地干预了信贷资源的分配，使分配更偏向资本回报率偏低的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这种配置，既有政府在其中的干涉，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市场保护获取利润的原因。因此，供给管理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恰当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改善要素供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迫切需要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公平竞争，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惟其如此，企业才能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成本和风险意识，注重投入的产出效率和投资收益。只有这样，市场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现，资源误配置才能有效降低，这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治本之策，是走上创新驱动和集约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增长模式相适应的有一整套制度建构，而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制度惯性，当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需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时，传统的制度就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因此，供给管理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又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其中之一，是改革传统上片面强调GDP的政绩考评制度，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强化对地方政府各项收支的硬性约束和监督。原因在于，在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评政绩的偏向和地方承担过大事权情况下，地方政府又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来自上级的行政压力，便围绕GDP展开激烈的锦标赛式竞争，辅以现行官员任期制特点，政府官员的行为难免短期化。
五、总 结
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靠外需拉动和依赖于要素粗放投入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上来，是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围绕总供求的平衡来展开，要以这个为基本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会丧失基础。优化需求结构更多不是直接去管控需求的各个部分，而是应该从供给侧着手，这更是一种治本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不能通过发货币等简单手段刺激经济，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更利长远，反映了更关注供给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理念。宏观调控理念的转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局的客观要求，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客观变化而做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