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金秋时节，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是与单位另一同事一块来京出差。记得抵达北京火车站时已是子夜，由于两人均是第一次到首都，虽兴奋莫名，但无奈对其太过陌生，只好商议到候车室待到天亮。无聊之余，我买了张北京市区交通图仔细斟酌，发现天安门离北京站很近，“我带你到天安门去看夜景吧，”经过一番争执，我真的领着路与同事一块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
天亮后，那种对北京的陌生感已荡然无存，反而是对北京已然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我自告奋勇地带着同事找到公交车站乘车由天安门广场直奔当时位于甘家口的我们准备下榻的招待所，待一切住宿手续办理妥当回到房间休息时，“你肯定以前来过北京”，同事噘着嘴说。“别这样不服气嘛。”得意的我已喜形于色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独自一人来到复兴门桥上徘徊，由于当时临近国庆，长安大街两旁可谓花团锦簇、暗香袭人。桥上桥下品牌不同、颜色不一的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身前身后服饰有别、心态各异的步行者和骑车人或行色匆匆或悠然自得。此刻，就在这风和日丽、五彩斑斓的北京复兴门桥上，我突然有了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巨烈冲动：一定要到北京来闯荡。
1996年春天我有了一个到北京闯荡的机会。就直觉来说，我感到自己与首都有着不解之缘，近现代中国的三个首都城市我已与两个有亲密的接触：生于重庆，学于南京，到北京去实乃理所当然。凭着这种“第六感”，就在这年春光明媚的季节，我抛弃了单位悠然舒适的环境，独自一人，义无反顾地由重庆千里迢迢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北京。
成为北漂，融身于北京，这个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内涵我是经过多年的领悟才有所体会的。
所谓中心，便是平衡点，是交汇点。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郁，东部沿海的热情、繁华都各有特色，但唯有它们的交汇点――北京，才能整个浑然地代表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文化。现在，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能像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马队的彪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温情，最悠古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都凝聚于一身呢？
这是一个古老而年轻、保守而激进、大雅而大俗的城市。作为当代中国移民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除了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聚集而来的优秀人才和知识分子外，也有为数不少怀揣各种梦想来京闯荡的年轻人，和大量直接走出田园进京的农民工。
当然，在北京绝大多数人仍然在为生计或提高生存境遇挣扎和奔波，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北京人正在关心更为重大和宏观的问题，他们沉浸在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热”中。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会议上，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和文化重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高墙之后和大院之中，无数个拜访、谈判、聚会和家庭沙龙，当代和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艺术家在神情严肃地运筹策划或觥筹交错，交换最新的小道消息、评判世界大事和政治笑话。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新锐思想和文化灵感，便在这散漫无形的交流聚集中，不为人知地悄悄诞生了。
不过，作为“挣扎”和“奔波”一簇的我，在芸芸众生的北京城里，我的想法和行为或许有些另类：在城墙和牌楼、茶馆和庙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和日常生活的今天，尽管北京由稠密的摩天高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流光溢彩的霓虹灯装扮得时尚现代，但我仍冥顽不化地时常在胡同陋巷之中艰难地搜寻八百年古都的流风遗韵，像朝圣者那样凭吊着在我们眼前和身边日新月异地消逝着的最后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