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和大这两个字常放在一起组成“强大”一词被使用。每个国家、每个经济组织、每个家庭和每个人，都希望自身强大，而不会因反之的软弱而可欺。
还在美国建国之初，在制宪过程中，针对各州代表及人们对联邦与邦联的纷争，力挺联邦的律师兼外交家约翰・杰伊（John Jay）以古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的名字为笔名在《独立时报》上撰文，告诫纽约州的人民，“大家知道，一个团结的强国提出的道歉、解释和赔偿，往往被认为满意而被接受，如果是一个无足轻重或弱小的州或邦联提出来的话，就会被认为不满意而加以拒绝。1685年，热那亚州得罪了路易十四之后，曾竭力去抚慰他。路易十四要他们派遣首席执政官，由四名参议员陪同到法国向他请罪，接受他的条件。他们为了和平，不得不屈从这种要求。难道路易十四能在任何时候向西班牙、大不列颠或任何其他强国提出这种要求或得到这种屈辱性的表示吗？”
强大这个词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解认知。一是大而不强。在讨论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时，人们大多理性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经济量大而不强，有点虚胖，更有人将中英鸦片战争前和中日甲午战争前冲突双方的经济总量进行对比，得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数倍于对手，但中国并未摆脱战败的命运。当前中华儿女普遍期盼，中国应尽快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
再是强必大，大必衰，强和大难以持续结合。强一般得由竞争取胜，特别是创新性竞争；由强到大，是一个自然的聚合过程，强必大是一个规律，历史上任何事物很少有强而不大的；但大到一定程度，由于其内在的优越性和利益冲突，其创新和竞争的动能会相对减弱，因而会出现缓慢的衰退。一个国家和一个经济组织的发展轨迹大致如此。
不过，福特的装配线产生了三个现象，一是劳动者的平均素质因对知识需求的简单化与标准化而相对下降。即机器减少了对人类智巧的需求，福特把人类变成大型工业企业中的齿轮。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降低了成本与价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其流水装配线让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也可以工作，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当时底特律的其他充满市场活力的汽车公司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只有那些有勇无谋且资金充沛的生意人，才能挑战通用汽车与福特公司。一个由企业家创新思想营造出来的城市沃土，逐步被少数大公司所盘踞，这些大公司不愿再进行激进的实验，因为对他们来说，守成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使得底特律最终沦为低技术的城市，严重伤害了该市的经济。
再是大量积聚起来的工人，工会组织对提高薪资的要求，相对降低了企业和发达地区的竞争力。1937年5月的一个下午，劳工组织者来到福特公司的红河厂区号召福特工人组成工会，在跨越红河的人行天桥上散发传单抨击福特，而且让《底特律新闻报》拍摄照片。在拍摄的过程中，这群人受到福特安全人员的攻击，《底特律新闻报》捕捉到安全人员抓着组织者的脸去撞墙壁和殴打妇女的照片。这件事既成为福特公共关系的灾难，也让工会人士成了英雄。四年后，福特终于屈服，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签订加入协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当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逼迫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巨头提高工人薪资时，提高的成本绝大多数都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些汽车公司获利极为丰厚，多大的劳动成本它们也能承受。同时，这些汽车公司尝试在低劳动成本的地区开设新厂，在汽车产业本身衰退之前，其生产能力向这些新兴的低劳动成本地区逐步转移，使其原所在的老城市和发达地区日益失去吸引力。
三是以三巨头为代表的垂直整合的大公司，虽然它们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这种公司无法产生有活力的竞争与长期成功所需要的新理念，其关注流水装配线重于关注工人的教育和新技术的研发，且任何有潜力的小企业也无法与其竞争，这样就客观遏制了经济的多样性与竞争，逐渐失去了激励成长的动力。最终，底特律也就在福特们的成功过程中衰败了。
以上不遗余力介绍福特和底特律的真实故事，主要是想说明强和大不是目标，目标是要通过艰难的创新保持经济竞争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要旨所在！联想到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企业想做大做强，主要是想赚大钱，而不是想提高产品竞争力，近来媒体每每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扫货，欧洲的奶粉对中国人限购，日本的电饭锅和马桶坐垫被中国人买到断货，结果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人自己就信不过、就不愿买，只得寄希望于卖给外国人，这么个蛮拼法，行吗？再看金融改革，信用社出身的金融机构，在做大做强的感召下，已失去了信用合作的本质属性，连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都想做大做强，都不想以小见长扎根基层和服务农村，这又说明了什么？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成本效益比较，但人们的理解大多到此，少有人深究，成本和效益最终决定于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自大和强，而是来自不断的创新！我们进行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该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必要调整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