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芝铭一家
任芝铭是现代历史上的书生革命家，他对现代史的贡献为很多人忽略了。有人说，他的家族亲友关系史展开后，“相当于半部中国现代史”。
任芝铭是河南新蔡人，他的父亲是县城里贩菜为生的贫民。任考取功名后，只是一个能够维持生活的私塾先生。直到女儿求学缺钱，家大业大，他才在陕西做了两年官。家庭收入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时的“做官发财”，他“发了一万多元的财”，大约相当于现今的百万元人民币。有此基础，他开始理财，典买土地，成为享用地租的地主。
天命之年买房
任芝铭是有经济头脑的，虽然从年龄上看，他理财时已经相当迟了，他50岁左右才开始考虑置业。
当时的一石为500斤，则一年一百石，5万斤小麦。任家的收入，就来自地租。近20年后，1950年的任芝铭已经80岁，他被新政府选为河南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副省级干部，薪俸为每月小麦500市斤。大约只有他当年地租收入的十分之一。
任家虽然有了稳定的土地收入，但在当时的中国仍担惊受怕。这主要表现在有三怕：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等。
任芝铭家的开支是很大的。他生育了六个女儿，他的家书中曾这样写道，“纬女、载女处，前又各为汇去一百元（共二百元），目下当已接到矣。三女与五女，两人全年学费，共需六七百元。吾已告知载女，承认负担。并嘱渠不要向家中索款。纬女住京，耗费过大，吾意始终并不赞成。今汇给百元，聊作接济。若常常供给，吾又安能有此力量？试问渠姐妹一年之中，耗吾款洋，将近千元，全县谁家舍得？吾现因有事，月入稍丰，尚可支持。将来无事，如何得了？”
“纬女”是说他的二女儿、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即孙维世的妈妈;“载女”，是说他的三女儿、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
财聚财散
任的格局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他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投身于公益。
早在20年代初，他就想在新蔡县为刘粹轩、阎子固等辛亥烈士修建纪念祠堂，抚恤辛亥烈士刘粹轩、阎子固的家属。前者到1943年由政府批准实现，后者，则是他多年来自己尽着抚恤烈士遗属的义务。
在有了若干土地后，任芝铭动用自己的私产，在新蔡县逐步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今是学校”。他把至少一百亩地划归学校，每年那些地的地租，都捐用在学校的维持和发展上。
如学校设备、教师工资、给贫困学生的免费待遇和现金资助等等，多是出自那些地租收入。这个学校成了地方上的教育中心，使得河南省新蔡、汝南、正阳、息县、项城、沈丘和安徽省临泉、界首、阜阳、阜南、淮北等地的众多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
任芝铭年过半百时开始理财置业，成为地方士绅阶层后，他又开始散财，不到十年他就给妻子写信劝说少买房子少买地，“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若刻苦自己，多置产业，古人谓‘富者众之怨’，今且足招祸，又岂止招怨而已乎？”
有意思的是，在任芝铭的人生中，有一个假设是，如果他的家不在河南，而是在北京、上海，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他的理财就不是购置土地;而是投身金融，运用现代市场的金融杠杆来理解时代。他就不会回到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吃土地吃瓦片，成为士绅阶层;而是成为有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文知识的知识精英或实业家。
但任芝铭毕竟是中原人，他有革命理想，却也没有踢开传统文化，甚至说，他算得上传统中国士绅文化最后的辉煌之一。他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国天下的修齐治平，对财富的聚散之道，都值得今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