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闹书荒的年月，一本《红与黑》，想看的知青排大半年恐怕都轮不上。为了加快周转速度，于是书被拆成一二十沓，重新装订。大家限时轮流看，根本无法沿着情节顺下来。“于连被砍了头又好端端地在侯爵府上混事，打碎了日本花瓶撒丫子跑回埃里叶去爬德・瑞那夫人卧室的窗子”，真叫个跌宕起伏。虚构的故事，多了几分混乱，让人大跌眼镜，又直呼过瘾。我想，如果把王莽的人生也做这么一番错位，或许更能有一种颠倒乾坤、大开大阖的感觉。
当起义军攻陷长安之后，在熊熊烈焰和阵阵喊杀中，王莽最后一次戴上纯金的平天冠，穿上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高声断喝：“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倒也有几分“赫赫师尹，万民具瞻”的气概。春秋时，宋国司马桓s要置孔子于险境，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s其如予何？”他深知自己有大德，内蕴着人类的精神，担当如此重大使命，一个小丑桓s，又能把自己怎么样？这是孔子的自信，是他对外来威胁的蔑视。与孔子相比，王莽自认天命所归，借用圣人的言语，却没有圣人的风范，最终无力回天。头颅被挂在城楼几个时辰后，又被人取下，当成球踢，踢得面目模糊。站在正统立场的班固虽然没有称王莽为“狗都不如的人间渣滓”，但仍旧以如椽巨笔把他牢牢地钉上耻辱柱。
镜头闪回，王莽在房间里来回走着，那是十五年前十一月的一个夜晚。他读到一封信，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的，说他是真命天子。亲信大臣随即向他叩首朝贺，并起草了诏书，昭告天下。没有真刀真枪的对垒，王莽顺利地成为“新”朝的皇帝。在“万岁”的呼声中，他看到了未来。他要以自己笃信的儒家信条构建一个“大同世界”――市无二价、官无诉讼、乡无饥民。每一个百姓，都能实现他们心中辉煌的梦想。
王莽要把天下的土地改为不可买卖的“王田”;要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要把奴婢改称“私属”，恢复其自由民的身份;要用“金、银、龟、贝、布”等代替当时的五铢钱和刀币，百姓如果私下用五铢钱，一旦被抓就要被流放。我们知道，1948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兑换法币，其实是别有用心掠夺民财，仅仅九个月，金圆券的信誉就一落千丈，形同废纸，多少留美的精英都徒唤奈何。
王莽没有经济学家的才识，反而有一股倒砌金字塔的勇气，迂阔而执着地跋涉着，每天工作达二十个小时。在他看来，伟大的“新”朝，自然要配新名称。他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儒家经典，一心遵循古制，把太守改名叫大尹，县令改名叫县宰，长安改名叫常安，甚至还把匈奴单于改名叫降奴服于，也不管人家乐不乐意。
王莽战战兢兢地“播下龙种”，他怎么能辜负那些信任他爱戴他的人，那些与他一样怀抱儒家理想的人？当初，王莽辞掉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旋即引发民意井喷。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竟然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后来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源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莽已经立在了时代的潮头，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魅力。
而历史学家总是会将自己的倾向性表现在字里行间，有时候要轻描淡写，比如他们就不会主动告诉我们李自成进了北京，自己竟带头“掠人妇女”;多尔衮却下令将士夜宿城头，禁入民宅，违者，斩。有时候要浓墨重彩，于是他们笔下的王莽就成了一个嘴巴像老虎，眼睛像猫头鹰，声音像豺狼的怪物。今天如果拍历史剧，请人演王莽，恐怕会难倒化妆师。
林肯说：“你可以在全部时间内欺骗部分的人，也可以在部分时间内欺骗全部的人，但你不能在全部时间内欺骗全部的人。”如果我们自诩“通古今之变”，自认为全知全能的话，那王莽最初的谦卑，就是一种欺骗。班固总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指斥他“阴有篡汉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节谦恭，尊礼贤士，假行公道，虚张功业”。
可是，王莽这一生行骗，到底图什么呢？他的夫人“衣不曳地，布蔽膝”，被前来拜访的公卿列侯误认作僮使。他的次子王获因杀奴而自尽。后人指责他以骨血“要誉”，对此台湾学者柏杨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指出：“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恶毒抨击。只因他的篡夺行为受到谴责，遂连对的也被诬蔑成错的。公正就是公正，不管他为什么公正，更不管他心怀什么动机。”
王莽实在是一个浑身上下焕发着道德热情的人。哥哥早死，留下一个叫王光的儿子。王莽让他在博士门下学习，并且在假日奉献羊肉美酒慰劳他的老师，恩惠遍及他的同学。后来又让王光跟自己的儿子在同一天娶妻，宾客盈门。婚宴上，他又屡屡离席，进入后堂服侍母亲用药。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王莽听说后，特地买来一个婢女送给对方。在成为大司马之后，王莽为了推动朝廷的“限田令”，把王家所有的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老百姓才不吝赞美之词，创作歌谣达3万多字。在一个王朝的末世，他们会觉得这样一个人，真的可以如杜甫所言“再使风俗淳”。他们不愿意承认道德高尚不能等同于会一厢情愿地认为道德上有洁癖的人，同样也是一个有能力恢复秩序的人。谁成想，最终“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哈耶克所言：“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当二十四岁的王莽，赶到生病的伯父大司马王凤府上的时候，他终于撞开了命运之门，“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沉疴不起的王凤，在虚弱与无助中，感到来自亲情的温暖，同时也看到家族的希望。最终在将死之际，把王莽托付给自己的妹妹太后王政君。这成为王莽人生奋斗的起点。比起《红与黑》中的于连，他人生的第一步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教，二人同样都是“奋厉有当世志”，而王莽的起点，却不知高出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