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但不是历史学的大杂烩，也不是事无巨细地，一个民族不少、一个国家不缺的档案式历史记录，而是从总体上综合性地展示全人类的生活轨迹，讲述全世界居民为追求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彼此交往范围与效益的扩大，而不断奋斗创新的历程。它要进行两方面有关联的解读：一是纵向解读人类的社会与物质生活如何从低级向高级演变;二是横向解读各地区各群体如何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其共同宗旨是揭示世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总结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有助于当代人去创建美好的世界。该学科与地区史、国别史密切相关，共同构成广义的世界历史学，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学科区别的。在历史学这个大家族中，综述性的世界史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世界客观形势与人们交往状况不断变化的要求;二是世界的哲学理念与学科理论的更新，从而能对世界史有新的解读;三是教育与学术环境的优化，能造就出大批专业人才，将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材料落实于史籍。特别需要有能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且有跨学科本领的一批学科带头人，这样方能团结众多史学工作者，将学科发展到新的境界。
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世界史学科，其诞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
第一时期：只能记述局部世界的历史
从5至14世纪，西方中世纪史学是由神学理念支配着一切的。基督教会十分重视世界史并构造了基督教神学型世界史编纂体系。它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讲述上帝安排的历史进程，历史的终极将是“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实现。许多著作虽以“世界史”命名，实际讲述范围是基督传播的世界，异教控制区排除在外。这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部世界史。德意志弗赖辛主教鄂图（约1114―1158）所著8卷本《编年史》，在众多基督教史书中被誉为第一次有着世界历史联系概念的著作，他贯彻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故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
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一些旅行家写的游记，如1299年开始传诵的《马可・波罗行记》，1355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它们介绍了中国和东方世界，扩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视野，但均未在西方史籍中反映出来，也没有改变第一时期的基本状态。
第二时期：全面写实的世界史学的形成
15、16世纪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开始突破神学史观对世界史学的束缚，并开始改变只书写局部世界史的局面。造成这一大转折有诸多原因，其一，是“地理大发现”开拓了西方人已知世界的视野;其二，“日心说”等项科学成果，冲击神学史观，使人们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其三，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理念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创新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的背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的诞生。
转折需要时间，并非一蹴而就。从转折点到真正的世界史学科形成经历了数百年，包括三个阶段：
1.从局部到全球的地理观和从“神学”到“人学”的史学观的转变（15、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
2.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的诞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半期）。
3.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世界史学在西欧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
第三时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20世纪初―至今）
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又有巨变，伴随世界整体化的形成是危机与饥馑、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英法衰败、美日崛起。俄国与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学受到现实的挑战，于是先后出现两次革新浪潮。
2.20世纪后期的全球史浪潮。
新兴的全球史观与此前文化形态学的世界史观虽有变化，但仍一脉相承。麦克尼尔把自己的书起名《西方的兴起》就是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意而用之，显示他们间的联系。他十分崇拜汤因比，写过《汤因比传》。他将全球各个文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进行考查。他认为各文明间的交流，特别是高技术、高文化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传播交流是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所以在他笔下的世界史仍然是欧美文明胜利进军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这样，他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关注全人类和全球，不局限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但在他实际纂写中并没有克服对东方历史停滞落后的偏见，以致有人批评其著作仍存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与国外一样，最初也是只能写已知局部世界史，时间长达2000年。但其转折要比西方晚400～500年，至今还没有像西方国家世界史学已进入形成后的革新期。
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设有大宛、匈奴等列传，记载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情况，其范围东起朝鲜、西迄阿富汗、波斯。《史记》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首卷，也是中国世界史的开端。司马迁可谓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史学者。
但中国古代史籍也有诸多弊病。梁启超曾批评它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等。特别是以“天朝为核心”的史观限制了人们视野。所谓的“天下”，实际上只指能“朝贡”的地区。明朝后期和清朝的锁国政策，对远处世界不重视。以至《明史》将葡萄牙（佛朗机）的位置写成在马六甲附近。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才使古老中国的世界理念有所改变。
新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也非易事。其曲折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2.以《西洋史》为主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萌发（约1900―1949年）
进入30年代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也显示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和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长文，后集成7册史科与研究合一的专著，影响极大，也很有水平。另有张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著《中西交通史》、周鲠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等由中华书局、商务部印书馆出版。1936年王绳祖编写《近代欧洲外交史》作为教材，也堪称创举，抗战后张铁生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皆属难能可贵之作。 3.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约从1949年前后至1978年）
在我国，真正全面、科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造成这一历史大转变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开罗会议起，中国就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联合国建立后又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西洋史体系没有中国地位。中国人的心态再也不能接受了。进步的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改变，周谷城先生于40年代在复旦大学文法学院讲世界史，并于1949年4月出版，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三卷本《世界通史》就不奇怪了。①
二是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亚洲的中、朝、越、蒙新政权的诞生，都宣告了马列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改变《西洋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世界史教研中贯彻马列主义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几十年探索，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渴望。当时有些学者，如吴清友先生从1940年起就着手翻译苏联刚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②该书1947年在大连开始出版。苏联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也被中国学者翻译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后大批苏联世界史著作被翻译出版，对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创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三是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出现的新问题需求。如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亚非会议等，如何解读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的本质，歌颂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都需要有新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来配合。
完成这些新任务的主要有两代人学者。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世界史学者。他们在这时期一般都任教学的主讲者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少数是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这一代人在当时一般是承担辅助工作。两代学者各有优缺点，不过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是共同的特征。
为创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国有三个单位表现特殊：
其一是北京大学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其历史系和外语系及相关外国问题研究的部门保留有较多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诸多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历史系主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他参与制定全国性的史学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史学科规划。①
还需指出的是该4卷本通史虽有苏联史学的影响，并不全然如此，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因为当时国内的思想大环境已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的影响。杨生茂先生是该书后两卷主编之一，也是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据他向我们介绍，当时编写组十分重视创新问题，例如在如何将中国写入世界史，如何写亚非国家古代社会性质，如何突出亚非历史地位，如何处置与苏俄有关的远东问题的表述等，编写组都有不同苏联著述的看法。近来我国学界有一说法，把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说成是“苏联体系占统治地位时期”，此概括欠准确。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特别在教学领域，当时的主讲教师虽然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但他们自身已往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和掌握的材料都使之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世界史学科也不例外。它呈现突飞猛进的新局面。国内经济发展现代化，政治稳定宽松。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成为主题，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崛起，都为学科的突飞猛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条件。这时期有四代学人在为学科建设而奋斗，除了上述两代人之外，又增添了第三代，即恢复高考后成长的大学生研究生和21世纪毕业的第四代学人。二、三代人是这时期主力。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新规划工作会议。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以陈翰笙为首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努力下，全国又从建立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开始，共建了10多个世界史学的研究会，这有助学科的交流和组织工作。②
各学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拨乱反正”，清理已往“极左”思潮和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分突出政治史、革命史、忽视经济、文化史。即便讲经济也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讲文化从近代后期起便绝迹于通史，至于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特别是心态及人口、环境等情况都排除于历史之外。再者因受“路线斗争”的影响，对人物、制度、事件的评价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苏联史学的教条主义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分期的“一刀切”、社会性质表达的绝对化及一些大国主义观点曲解历史的问题。
除通史成就之外，这时期的世界史学成就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不少第一代学人，老专家的多年研究成果过去得不到出版，现作为国别史专著或专项著作出版了。随后是大批国别、地区史专著的涌现。①在国际关系史方面，过去曾有成就，现在除了有各种简编著作问世适应教学外，还有十卷本的综合著作出版，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某大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关于国关理论问题也开始研究。②在经济史方面的新成果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全球综述到国别论述都有新著出版。③在文化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学者已往的强项，现有新著更能达到世界水平。④现当代世界文化在中外教科书中都是薄弱环节，现也开始探索总结成书。⑤
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从此开始填补。成就最突出的是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⑥在全世界史学界也属新兴领域的环境史、生态史在我国也开始起步了。⑦此外世界史没有工具书的状况开始有改变。⑧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尽管尚处于基本建设的形成期，但是新时代潮流的到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际史学动态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前进。怎样创新呢？笔者认为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努力：
1.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应加强“新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所谓“新历史”主要指三领域：
其二，“新历史”在地域方面要写新兴国家的历史。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涌现于20世纪，将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扮演历史的主角。如果我们当代历史学者不重视这些正在崛起的新历史角色的演变，那就不是一个有开阔历史视野的历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说书匠”而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和东欧大洋洲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领域中的弱项，新时代浪潮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将弱项变为强项。
历史的经验正是这样。伏尔泰、兰克对西方世界史学的划时代贡献，是与其在历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分不开的。现今西方学者的全球史热潮也是与本世纪新创的文化形态史学论相关连。所以要在我国创新世界史学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不能认为这只是重弹老调，事实上还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做。
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过程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中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国际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何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新世界史学理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世界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学者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世界史规律问题有诸多新见解，例如，“纵横双向运动说”、社会形态多样化说、战争与和平的新学说等。诸多新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总结，使之完整化。这也是学科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研究和解读世界历史，如果没有一种新思想理念的支撑，那就很难有创新成就。
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对崛起后中国的现实关怀
中国的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也更加迫切地渴望吸取世界的历史经验。对此的现实关怀首先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满足国人要加强世界理念的需求。应该承认我国国民的世界理念因历史的原因是有缺陷的，为使国民有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关注教材的编写。在初期阶段可以集中优势力量编一两部统编教材。但进一步发展就要写出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特点的更加实用有效的世界史教材。同时也要编各种通俗化读本，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学者讲外国史有其难度和特殊性，要提高其学术地位。在我国已将世界史列为一级学科研究，这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要为国人走出国门服务。伴随中国的发展，大量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各地，这是必然的。走出去不能盲目，必须要了解对方，不仅了解现在还得了解过去，不仅要了解其国内情况还得了解其国际联系。世界史读物能满足此需求。提高出国人员的文化素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深浅是衡量该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指标。为此世界史的研究必须“点面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要扩大研究领域，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状况。对于文化、宗教、民族习俗、生态环境诸问题也要重视，真正做到面对多样化世界展开多样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