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界非常重视“为诗辩护”这个诗学命题，新世纪专著论文解读本命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诗辩护”命题的起源论；二是“为诗辩护”的发展论，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雪莱；三是对西方“为诗辩护”命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为诗辩护”；柏拉图；锡德尼；雪莱
西方的诗辩已经进行了二千多年，具有代表性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德尼、雪莱的诗论分别对应着西方文论史上的三段黄金时期：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浪漫主义。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视“为诗辩护”这一经典命题，新世纪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为诗辩护”的起源论
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是西方文艺思想的源头和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国》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为诗辩护”的起源。长久以来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却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为“敌视诗歌艺术”，这引发一些学者从柏拉图思想全局角度去挖掘其著作中为诗辩护的一面并试图以此给柏拉图正名。童庆炳在《西方文论专题十讲》中提到柏拉图主张驱逐煽动人情感的诗人。童先生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具体阐释柏拉图诗学思想，只是在讲述到亚里士多德时提到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童先生认为柏拉图在对待艺术的社会作用上是主张驱逐煽动人情感的诗人，从这句话中也能看出柏拉图其实并没有反对所有的诗与诗人，只是驱逐不利于城邦发展的诗人。新世纪以来对柏拉图的研究大多都认同了柏拉图对待诗学态度上的矛盾心理。也正是因为对他的矛盾态度的研究佐证了柏拉图是“为诗辩护”的源头所在。吴琼《西方美学史》讲述柏拉图美学中，关于诗辩的主要内容为：一是讲述了柏拉图对于诗人灵感态度的矛盾性。二是阐述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柏拉图对诗人的攻击。由此看来柏拉图并不是完全放弃诗和诗人。在朱立元、陆扬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中就讲述到柏拉图并不是彻底反对所有的诗，而是对诗划分等级，有利于城邦发展的诗他还是依然赞同的。在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中讲述了柏拉图诗学思想，提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态度出现了前后不一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讲述了柏拉图罗列的诗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则讲述了柏拉图反对的只是有损城邦大业的艺术，并不反对艺术本身。这样看来在西方文论中对柏拉图对待诗与诗人的看法学者的观点大致是一致的。事实上，历代层出不穷的诗辩，遵循的还不外是柏拉图网开一面，给诗人留下后路这个传统。方姗《美学的开端――走近古希腊罗马美学》讲述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提到“谁据有真理？”的问题，他总结到：尽管柏拉图大力声讨诗人的各种罪状，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提倡建立诗歌的检查制度，但是，又是柏拉图仍然置诗于重要一席”。朱钦运在《中文自修》发表的《“理想国”为何要驱逐诗人？――诗与哲学之争，及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中谈到柏拉图在谴责诗与诗人，却也在《理想国》中直接间接地为其进行辩护。对于学者的研究来看还是发现了柏拉图在某些方面对诗的辩护，这也是在例证柏拉图为诗辩源头的研究所在。对于柏拉图这样的矛盾态度，许多学者也是苦心研究，最终也只能归结于柏拉图诗学本身的内在矛盾，正如四川大学孙化显发表在《青年作家》的《浅谈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中指出“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理想国》中那种严肃的“敌视诗歌艺术”的诗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柏氏著述里体会到了其为诗辩护所做的或直接或间接地努力。也许正是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可以在柏氏对话里解读出来的原因，许多学者干脆认为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本身就带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并由此从多重角度对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的根源进行探索”。柏拉图的“灵感说”也是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尤其是他认为神是灵感之源的说话，后来的文人也是对此争议很大。凌继尧《西方美学史》，在第一编希腊罗马美学中讲述了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主要两点内容：一是讲述柏拉图从道德标准出发，批评艺术与情感诗作。二是在柏拉图论述艺术创作时又肯定来源于艺术灵感的诗作。刁克利在《诗性的拯救》中提到柏拉图是实用诗人论最早的倡导者，并指出亚里士多德、锡德尼、雪莱都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成为了源头思想。
从以上的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对柏拉图关于诗人研究大都从他的理想国说起，总体来说都在提出他对待“诗与诗人”的一种矛盾态度。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从否定到审查再彻底否定，他没有肯定的为诗辩护，只是对后续的诗辩奠定了基础，因此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可以看做为诗辩护的源头。
二、“为诗辩护”的发展论
既柏拉图之后，为诗辩护迎来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雪莱。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推动诗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献，被认为是诗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著作，它的影响与作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写的《文艺理论译丛》中提到在一百多年后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加以阐释，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也有好有坏，这是对诗学比较中肯的评价，但是它对推动诗辩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在模仿说里关于对诗与诗人的肯定态度形成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看法，推动了诗辩的发展。童庆炳《西方文论专题十讲》第一讲模仿中讲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诗辩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了两点：一是指出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的明显意图是针对批评家对诗的指责，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二是在对待艺术的社会功能上，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对比。正是亚里士多德敢于突破权威发表自己观点的精神才成就了他的诗学思想。延安大学李俊伟发表的硕士论文《西方文论中诗与真理关系理论的历史变迁》中谈到“柏拉图否定诗的真理性，贬低和诋毁诗，而亚里士多德却竭力调和诗与哲学的对立，为诗辩护”。在为诗辩护的进程中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柏拉图的基础上突破了柏拉图的观点，在批判中发展了自己的诗学观点，也正是因为柏拉图对诗与诗人的责难，才会促进亚里士多德的对诗与诗人的辩护。刁克利在《诗性的拯救》中提到，有了诗理论同时就会有对诗的刁难，然后就会出现对诗的辩护，这一局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成为了开创者。朱立元、陆扬《西方美学思想史》讲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在模仿说中谈及《诗学》是采用散文来为诗辩护，由于模仿的旨趣在于亚里士多德给柏拉图谴责的诗专门得到了辩护。这是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肯定的态度，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对待诗作用的观点上认为写诗比写历史更具有韵味，认为诗比历史更有意义。方姗《美学的开端――走近古希腊罗马美学》中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他谈到艺术模仿论其中用很小的一个篇幅谈到亚里士多德对诗的看法可以概括为：诗人可以为了达到应有效果而写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是错误的行为。这段话就是说明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诗不是虚构的，指出诗能表现共相，揭示现实的规律，亚里士多德把诗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肯定了诗的现实性。南京理工大学沈楠《为诗辩护――浅谈诗学史上的三次论辩》中提到亚里士多德是经验主义者，他在诗学中批判地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观念，持着唯物主义的理念来看待诗和这个现实世界。从上面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在他《诗学》的基础上提炼出他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通过与柏拉图的对比与批判中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大多研究表明他对“诗与诗人”的肯定态度，尤其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为诗辩护”的发展跨出了重要一步。 （二）锡德尼的“诗辩”研究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的污蔑和抨击为诗进行了辩护，阐释了诗的特质和作用等。通过这些阐释我们也能了解锡德尼的诗人观。锡德尼是“诗辩”命题研究的核心和关键人物。他著写的《为诗辩护》一书使诗辩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也为诗辩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者的诗学思想，以及它对诗辩做出的贡献，锡德尼的这一批评文本有着重要的样本价值。然而我们国内对外国文学研究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中简单的评述外，主要的研究形式就是论文研究。论文对他的研究大多观点重复，新角度和创新的较少，以研究内容为主。在翻看研究锡德尼“诗辩”的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的集聚点在对于锡德尼《为诗辩护》的内容阐述主要从他对诗与诗人的作用以及著作的影响这个角度展开的研究。
锡德尼的“教化说”根植于西方古典文论的传统，体现了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大学权莉发表的《从教化观念解读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继承和推进》中从教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精神以及对后世影响三方面对锡德尼的教化说做了系统的研究。锡德尼的“教化说”是他对诗的作用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如此，他还极力为诗人辩护，论述诗人是最伟大的创造者。马新国在《西方文论史》中讲述内容主要两个：一是锡德尼是从基督教义角度谈诗的作用，二是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诗人是创造者。对于诗或文学的创造性，西德尼有明确的见解，充分肯定了诗人的创造性。但是锡德尼的《为诗辩护》难免有夸大诗与诗人地位的成分存在。对于锡德尼的伦理价值教化作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杨瑞在南都学坛《诗的本质与社会功用：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的美学思想》里总结了诗辩的局限性，他谈到锡德尼并没有探讨诗歌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未说清诗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锡德尼的出发点都局限在道德教化方面，诗歌始终没有从伦理的牢笼里解脱出来。以上的这些都仅仅是从内容层面的研究，未涉及到实质问题。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是在伊丽莎白时期的重要作品，我们还可以从锡德尼对待戏剧的态度与观点这一新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郑玉洁《对锡德尼〈为诗辩护〉的再认识》中突破了常规，分析了锡德尼文学批评中忽视英国民族戏剧发展的原因，指出了锡德尼对戏剧观点的缺陷，并正确评估了锡德尼文学批评的意义。除了在80年代邱紫华先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研究文章《英国人文主义的美学宣言――论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外，自新世纪以来很少有对锡德尼的《为诗辩护》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但是在2012年上海师范大学唐雪妹发表的一篇《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硕士论文，不仅分析了内容，还关注了当时的文化争论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以及对锡德尼人文主义思想的分析。《为诗辩护》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以及推动了诗辩的发展进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雪莱的“诗辩”研究
雪莱是英国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为诗辩护》是他反驳皮科克质疑诗歌价值而著写的一部伟大作品，是雪莱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西方文论中很少有对雪莱“为诗辩护”的论述，在论文的研究中也仅仅从背景，内容，意义三个方面浅析。雪莱思想是复杂多样的，他受到柏拉图、卢梭、培根、但丁、弥尔顿等人的影响，导致他在诗辩中体现的了唯心思想、人文思想等，雪莱的美学思想深受柏拉图的影响这点是最明显的，杨冬在发表的《雪莱的〈为诗辩护〉及其柏拉图主义》中指出：“从雪莱的诗论中分辨出两个思维层面，其一是，柏拉图主义的，其二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他似乎把这两者交替的应用到了每个所讨论的问题上。”并且在文章中还提到雪莱不仅是继承了柏拉图主义，也在有时超越了柏拉图主义更接近于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雪莱在论述和肯定诗与诗人的作用时采取的是无限放大夸大的手法，阐述诗高于一切，主张诗的神圣，诗人的伟大。中山大学陈晓星发表的《浅谈雪莱的〈为诗辩护〉》中阐述了雪莱《诗辩》的诗辩的内容以及体现的美学思想。“在论述诗的社会影响方面，雪莱反复强调了两点：①诗对人类道德的促进作用；②诗是最有用的”。雪莱毕竟是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难免会有人文主义爱的气息，在为诗辩护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杨国兰在《浅析雪莱为诗辩护中爱的真谛》中谈到诗是丰富人的伟大工具，使人达到至善至美，诗人与诗歌实现了道德上的最大的美德，实践了爱的意义，这就是其最大价值所在。雪莱的道德观中大力倡导只有诗才能填充道德的真空。罗义华发表的《雪莱诗歌和道德关系研究》中论述到：“为诗辩护”一文体现了雪莱一贯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范畴来架构思想体系的精神和法则。雪莱认为诗是人类道德的法则，通过诗对道德的作用肯定了诗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为诗辩护》虽然是雪莱的未完成之作但他所著的《为诗辩护》中对诗的肯定和赞赏抨击了当时对诗讽刺的言论，他在借鉴众人的理论中也注入了时代思想，对推动诗辩的发展以及对19世纪文学批评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诗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从最源头的柏拉图开始，后续的亚里士多德、锡德尼、雪莱等都有相应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每个之间关于“诗辩”的观点都存在着某种对立统一。对他们的诗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也不可能都一一道来，本文选了两个典型明显的对比来做研究。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艺理论的两座高峰。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很多都是与柏拉图大相径庭，正如他说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诗学思想本质
柏拉图是唯心主义论，而亚里士多德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诗学。柏拉图的诗学是神本思想为基础的，他认为神的存在是一种实体的意义，是一切意义的本源，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事物的最后因，更注重人本和理性。陈太胜在《西方文论研究专题》中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诗学进行比较，他谈到在文艺的本质问题上，柏拉图认为的诗的性质是非理性的，将诗的产生归为神的功劳。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的性质是理性的，把诗的领域作为一本科学看待。 2.对待诗与诗人的态度
在对待诗与诗人的态度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西方文论书中讲述柏拉图主张驱赶诗人，还为诗人列下了种种罪状，而亚里士多德则为诗人辩护，阐述诗与诗人的作用。但是柏拉图对诗与诗人的态度本来就存在着许多矛盾，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中存在着异议。中国人民大学郑绍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谁在抬高诗？谁在贬低诗？》中谈到表面上看来是柏拉图在贬低诗，亚里士多德在抬高诗。但是实际上是结论截然相反，他认为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柏拉图在另外一种意义无限抬高了诗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贬低了诗的地住。
3.文艺与现实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现实事物是“理式”的影子，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理式”的概念，把文艺模仿的对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肯定了现实的世界真实性。刁克利在《诗性的拯救》中提到与柏拉图以理式为核心，把神的世界看做绝对永恒的思想不同，亚里士多德把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和人作为思考的中心。
（二）柏拉图与雪莱诗学思想的比较
雪莱的诗学思想比较复杂，吸取了众多的文艺理论，雪莱上承希腊罗马传统和锡德尼的《诗辩》，但是主要还是倾向唯心主义，我们从他的“为诗辩护”中就看出有存在的“柏拉图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阐述诗的创作灵感方面都认为是来源于神。杨冬在发表的《雪莱的〈为诗辩护〉及其柏拉图主义》中提到雪莱一边写“为诗辩护”一边阅读翻译柏拉图的《伊安篇》和《会饮篇》，而且还差不多重复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这就更好的说明了雪莱受到了柏拉图诗学思想的影响。但是雪莱在借鉴柏拉图的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超越柏拉图思想，尤其在对诗的作用的观点上的不同。雪莱是对诗与诗人的作用大大夸赞，认为诗可以超越一切，诗人是神圣而伟大的，这与柏拉图看待诗态度则是大相径庭。总体来看，他们两者对待诗与诗人的作用态度上都有些绝对。
三、结语
西方的诗辩已经进行了二千多年，具有代表性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德尼、雪莱的诗论分别对应着西方文学史上的三段黄金时期：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在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的研究中都表明了在《理想国》中他对诗人的态度表现了前后不一的矛盾态度。对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雪莱的研究前后都未出现太大的突破，一直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大多只是停留在对他们著作本身观点的理解上。就国内的新世纪以来研究来看，仍然缺少系统的归纳和梳理。从前两部分的总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人编著的关于西方文论与西方美学史中的关于诗辩内容的课题并不是很多，尤其是锡德尼的《诗辩》常常是被忽视的研究内容。而在论文的研究中锡德尼却成为了诗辩课题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论文中对诗辩的问题都只是零星的论述，还没有做出整体的论述。因而，综合全国的研究来看，对诗辩的问题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现在上，对辩护的内容没有做出归纳，对诗辩的实质以及意义也未做出系统论述。总体来说，他们对诗辩的研究程度还只是停留在诗学的理论层面，并未涉及到诗辩的真正意义所在。从古至今，中国也在为诗辩护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但是中国对“为诗辩护”命题的研究有着一定的诗学意义。第一，我们在研究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可以深化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对于“为诗辩护”问题的研究不仅对西方对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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