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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老子在把握“道”以及由“道”衍生的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主张统治者治天下应该“无为”，并对统治者的政治素质提出了一些要求。此外，老子还主张社会平衡和以民为本。这些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文关键词：老子；治国思想；和谐社会
老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所著的《道德经》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思想，其中有些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治天下尚“无为”
1.人类不应妄加干预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
老子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都由“道”衍生而来，都是自然界（“域中”）的一部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下文引本书内容时只标明章数）。而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以及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都是“自然”，都由于自身内部矛盾而发展变化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没有任何外在主宰和干预力量，即使是衍生天地万物的“道”，对天地万物也是“长而不宰”（十章），“常无为”（三十七章）。
因此，老子主张人类对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不应妄加干预，而应效仿“道”的“无为”，顺应万物的变化趋势而活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在他看来，人类若能像“道”做到“无为”，就能“无不为”，“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
老子的这种思想非常珍贵。当今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日益以自我为中心，自认是万物之灵、天地万物的主宰，试图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为了自身欲望，不顾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而对之肆意地加以干扰、破坏、掠夺和奴役，从而造成生态系统严重失衡、人与天地万物紧张对立。因此，认真体会老子上述思想，将有助于人类摆正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约束自身行为，尊重并顺应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与天地万物为友，从而缓解目前严峻的生态危机，恢复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实现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2.统治者应当“无为”而不应扰动社会
老子主张统治者治理社会也应“无为”，对社会发展不要妄加干预。他非常推崇“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的圣人，认为其治天下做到了“无为”，对社会发展没有轻易干预，而是让社会按自身规律发展并达到“无不治”（三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老子提出了一种区分统治者统治水平的办法：“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其依据就是看能否做到“无为”。在他看来，“无为”的统治者是最上等的，其治理国家时悠然自得，很少发号施令，国家治理好了，事业成就了，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成绩”。
老子反对统治者对社会的扰动，“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他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意思是治大国应象“烹小鲜”一样不要搅动，[1]让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正常发展，否则会引起社会动乱，造成国家难以治理，“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也，是以难治”（七十五章）。
老子关于统治者应“无为”而不要扰动社会的思想，历史上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汉代初期，就是实行了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最终达到了社会和谐，出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社会秩序安定，民风醇厚的太平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司马迁指出：“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充分肯定了“无为”思想的治理成效。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有意义的，执政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是其内部矛盾运动所使然的自然过程，因此治国须尊重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规律，切不可对其发展妄加干预；制定政策和法令要慎重，以免扰乱社会的正常进程；政策和法令不可朝令夕改，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否则人民会无所适从，造成社会混乱。
二、对统治者政治素质的要求
1.未雨绸缪
老子认为，在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有无、治乱等矛盾，且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有无相生”（二章）、“有生于无”（四十章），“有”可以转化为“无”，“治”也可以转化为“乱”。不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即当事物稳定（矛盾没有发生转化）时容易掌握，在没有出现变化征兆时容易图谋；事物在脆弱时容易将它分解，在微小时容易将它打散。因此，统治者治国要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做到未雨绸缪，预防为主。
2.处柔、处弱
老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应处柔、处弱，即采取柔性政策，“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
老子这种主张首先是源于他对“道”的规律的把握。在他看来，“道”常以柔弱的形态作用于天地万物，“弱者道之用”。其次，是源于他对水的性质、力量和作用的认识。老子高度赞赏水的力量和作用，认为水的性质非常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七十八章），但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且“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通过对水的力量与作用的观察和思考，老子总结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矛盾运动规律，希望统治者能够遵循。
不过，老子主张处柔、处弱，并不仅因为上述原因。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他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由此得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既然坚强等于死亡，柔弱等于生存，当然还是处柔、处弱来得好。
3.处小、谦下
老子认为，事物都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大事必定以小事为基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做事须“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在处理同人民关系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始终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很大，结果在人民心中反而会很高大。
老子这种处小不为大的思想，是基于对“道”的特性的分析。他认为“道”无处不在，万物都靠它生长，但却能处小而不自大，“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然而，“道”终究是伟大的，“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老子希望统治者像“道”一样不自大而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此外，老子还希望统治者效仿江海，以谦下态度对待人民。“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认为统治者应效仿江海，做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样就能与人民和谐相处，“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六十六章）。 "
4.持“三宝”
所谓“三宝”，是指“慈爱”、“节俭”和“退让”，“我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六十七章）。可以看出，老子所谓“三宝”实际是指统治者应具有的三种政治品质。在他看来，统治者只有具备对人民的慈爱之心，对敌时才能真正地勇气十足；只有懂得节俭，国家才会宽裕；只有懂得退让而不与天下人争抢，才能被天下人拥戴而成为领袖，“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七章）。
在“三宝”中，老子认为“慈爱”最重要。统治者治国若以慈爱之心对待人民，就会被人民支持，作战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
5.不居功，不争功
老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应不居功、不争功，应效法圣人和水，圣人“功成而弗居”（二章），“功成而不处”（七十七章），“为而不争”（八十一章），水也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
在老子看来，不居功、不争功有很大好处。圣人不居功不骄傲而功绩永存，“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章）；水不争功不谋私而没有过失，“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圣人不争功，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和自高自大，反而使自己显明昭著，建功立业且功业长存，没有人能争得过他，“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而那些争功的人，其结局却与愿望相反：“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踮脚想站高一点，结果反而站不稳；跨步前行，结果反而走不快；自我表现，反而不能显明；自以为是，反而不能昭著；自我夸耀，反而不被认为有功劳；自高自大，反而不能建立不朽功业。
老子对统治者政治素质所提的这些要求，如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维护社会和谐，应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对一些易引起群众不满的事情，要及时处理，对生产安全隐患要及时排查，消除于未然，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及时疏导，予以解决，防止矛盾扩大，防止矛盾激化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不应简单粗暴，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应该代之以耐心的说服教育，通过疏导予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否则就会激化矛盾，破坏社会和谐；党政干部对待人民不应高高在上，做老爷官，要柔和谦下，要有公仆意识，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甚至是爱戴，干群关系也会非常和谐；党政干部必须热爱人民，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国家就会空前的团结而不惧任何敌人；党政干部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贪污，不浪费，廉洁从政；党政干部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享乐问题上“不敢为天下先”；党政干部不应居功自傲，不应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争地位、争名次，而应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去争取党和人民事业的更大成功，这样做也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光荣。
三、主张社会平衡，强调以民为本
1.“损有馀补不足”的社会平衡思想
老子认为，天道是非常平衡的，能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而与天道“损有馀补不足”相违背，人类社会实行的却是“损不足而奉有馀”。因此，老子希望统治者效仿“天道”，注意社会平衡，“以有馀奉天下”（七十七章），消除社会过大的贫富差距。
老子这种社会平衡思想，为解决当前贫富严重分化的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社会目前贫富两极差距较大——基尼系数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是0.47，“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4]这既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又造成社会严重不公平，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若任其发展下去而不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势必会形成激烈社会动荡。到那时，不仅根本谈不上社会和谐，党的执政地位也可能有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积极谋求解决。笔者认为，老子“损有馀补不足”的社会平衡思想，应该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一方面，政府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政府已经在做了），并尝试开征遗产继承税，税收上来的资金可以资助贫困人口的发展，可以投资教育以减少普通百姓的教育支出，可以创办公益事业，政府还可以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对极端“有馀者”实行某些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给他们的发展以各种优惠政策以及人才、资金的扶持。
2.“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思想
老子主张统治者应以民为本，“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三十九章），但如何以民为本呢？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章），即统治者应没有私心、私欲，他应心系民众，自觉与民众的意愿和需求保持一致。
老子对不以民为本的统治者提出了严厉批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在他看来，正是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征收苛税，才导致人民饥荒；正是统治者好大喜功、强作妄为，才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正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活安逸而不顾人民死活，才导致人民拼死反抗。
老子上述民本思想对于我们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良好干群关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希望执政者能“以百姓之心为心”，在剥削社会里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来说，恰恰是应做到的，是宗旨的要求，是衡量真假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实现干群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老子对那些不以民为本的统治者的批评是振聋发聩的，对于党政领导干部应能起到一定的警醒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