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统家训 家国同构 儒家思想 用人制度 家法族规
[论文摘要]从外部上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运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互动，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儒家文化思想、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家法族规的制度保障作为家教本身的内在特色也是其运行的动力因素。家庭功能的延续发展是现代家教运行的现实依据。
一直以来，关于什么是“家庭”的问题众说纷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的前后语境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家庭是姻亲和血亲关系(包括收养关系)组成的，是进行物质、精神文化以及人口再生产的社会生活组织。家庭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在婚姻关系基础之上的，并且基于这一关系发展的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人伦关系也是组成家庭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对家庭自身建设、学校教育发展进步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家教，从外部上来看，它的运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互动，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儒家文化思想、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家法族规的制度保障作为家教本身的内在特色也是其运行的动力因素。本文对传统家教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现时代家庭教育有所借鉴。
一、家国同构：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国家社会当中的基层组织单位，家庭功能的实现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模式独自运行，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是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正如《周易·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父子、夫妇、兄弟各安其位，各司其责，分工协作，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安定。家国之间彼此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家庭教育的成败不仅关乎自身，更关涉国家兴衰存亡。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制度基础
家国同构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相联。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族制度，如《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家训文献，周武王在《康诰》《酒诰》《梓材》等篇中对弟弟康叔进行教诫，告诉他应如何做一个好君王，如何保卫先王的遗业。其实要保卫的就是周姓“家天下”的王族地位。在彼时代治国就是治家，治家亦治国，两者合二为一。奴隶社会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血缘统治、家长专制、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本质内容被继承和光大。家庭模式因袭父系传统，以男性尊长为核心和最高权威，与社会政治组织生活一样，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微缩。家国同构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传统家庭生活展开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使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重要性。
(二)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文化心理基础
家国同构是一种制度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关注经世致用之学。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依托点不是虚幻的宗教世界，正如《孟子·滕文公上》云：“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心悦之，犹解倒悬也。”“今夫天下之牧，未有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这些思想都直接反映了群众对明君、圣主的渴望之情。犹如渴盼家庭中权威慈爱的家长一样，希望社会国家里有一个有同样品质的君王，因而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家国同构”思想成为一种软制度。家国同构逐渐被古代家长从内心深处所认同，并产生一种文化心理的力量。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们的教子目标以国家任人选贤目标为指导，使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最终目的一样，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例如，在家孝亲，在国忠君。如《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忠臣多出自孝子，孝子与忠臣被融会贯通。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人们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层面认同家国同构，家庭教育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服务，从而形成了一种比制度方面更强大的力量。
二、中国古代的用人取士制度与家训文化繁荣发展的关联
家国同构的模式使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向相同的目标努力，家教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和传统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紧密关联。"
中国古代的家训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帝王家训，后发展出贵族仕宦家训和平民家训。广泛的民众基础是家训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没有民间民众的支持，家训文化不会如此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思想为主轴的家训文化，以至于今天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特别重视教育，究其原因，它与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关联甚密。等级森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但是各个等级之间不是完全绝缘。陈志勇认为，唐宋时期家训文化发展繁荣和唐宋时期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有关。家训文化的发展与用人取士制度状况是分不开的，并且在与家训文化双向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古代中国家训文化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有号召性、诱导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国古代的用人取士制度与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深深耦合。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人仕途径有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如《汉书·文帝纪》：“诏诸侯王、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征辟”的“征”是指皇帝下诏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辟除j。这些制度由于没有严密的量化考核指标，或由于主昏政暗，或由于宦官、士族擅权最终都短寿而天。科举考试应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深远的选官制度，它从正式诞生到最后灭亡大概历时1300多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读书人可以自由报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去留，它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平等、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使许多寒门子弟被举用，甚或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巨大的吸引力(摒除知识本身的魅力)，因而成为诸多家长训诫家庭成员的重要内驱动力之一。如《袁氏世范》中袁采告诫子弟“不可废学”曾言：“大抵富贵之家教子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张之洞在教育冥顽儿子时曾言：“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可见，他殷切希望儿子能增进社会生存能力，获取社会认可，保有富贵身家为价值旨归，从而充分论证了当时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的举士用人制度的引导作用。唐宋元明清1000多年时间，科举考试制度蓬勃发展之时正是家训文化鼎盛繁荣之际。科举考试等用人取士制度一是重视德行，二是关注量化公平，它为人才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三、儒家伦理：传统家教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目标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精神发达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前，现今儒释道精神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形态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具有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没有宗教之名，但却承载宗教之实。中国传统家训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以儒家文化思想为主轴，传播弘扬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儒家伦理是传统家教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目标。儒家伦理思想教谕子孙后代赡亲养子、持家立业、勉学求名、交友接物以及人生种种，都要求把儒家思想贯穿于家庭生活的每一言行、每一细节之中。学习儒家思想成为家训文化的核心理念，如《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温公家范》卷十，开篇即以“易”“大学”“孝经”为序；《袁氏世范》主要思想是“家居和睦以‘均爱’为其本，立身处世以平易为本分，大小家事以严谨为准则”。不同于经学博士“理重事复”的儒学研究，家训文化把尧舜之道以通俗、形象生动的方式传授给子孙，教谕家庭成员做人、做事，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普及，是精英文化渡向民间的桥梁。
四、家法族规：家训运行的制度保障
道德和法律历来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相辅相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强调德治为主，如孔子《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约束，在有限的社会供给和无限的需求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平衡两者除了呼唤人们内心澄明、美好的道德自律精神外，考虑通达圣人的路途上，平常人内心艰难的抉择，外在力量的强制纠正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法律具有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的规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有所担当。事实上，中华民族前辈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乡八刑纠万民”，以刑辅教之不足，具言德法互补的道理。
中国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处理家庭关系，二是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培养问题。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人口的增长、累世共居的大家庭家族的增多，单纯依靠血亲情感说教处理这两类复杂的家庭关系、维持家庭生活的运转已经显现局限，成文的家法族规应历史发展需要愈发凸显重要意义。“家法”一词始于汉儒治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刘秀因爱好经术，“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师之所传，徒之所受，无敢一字出入，以一家之言，独特之学，向弟子传授其学的做法即为“家法”，亦即“师法”。南北朝时期，家法新解成为礼法的同义词，成为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规范。"
五、家庭功能的延续发展：现代家教运行的现实依据
2l世纪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市场上流行的林林总总的西方国家育儿书籍，多侧重于青少年生物性发展，对道德理性的增进意义甚微。当今社会，我国传统家训文化有必要并且极度需要继续深化发展。人类家庭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发展到今天基本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不可避免地具有如下的特质，并且所有这些特质共同构成家训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家庭是一个秩序的存在
《孝友堂家规》：“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辱身丧家。不知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呈世界，孝友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生活组织，每个家庭成员又都是相对独立个体，家庭的运作需要一定的秩序；社会是一个秩序的存在，家庭共同体亦需要秩序的存在。
(二)家庭在社会上仍处于中心地位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是天生的“生理性早产儿”，与同类动物相比，人类的生物性特质，使人出生后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赖于别人的照顾，这也成为家庭的天职之一。家庭担负着满足人类后代生物性和社会性需要的重任。在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十分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说政治是文明秩序的中心，那么家庭则是社会的中心。观察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需要解剖家庭这个细胞。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立，也需要利用、消化家庭伦理的思想资源。今天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实际上是家庭在重建，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
(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能动地构成社会，具有自组织的能动性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无论学界对家庭概念的理解有多么莫衷一是，但都承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是简单地堆砌构成社会，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家庭表现为一个动态历史发展状态，有自己的自组织，进行人口再生产和精神文化再生产。在家庭精神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备受瞩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