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日本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与百日维新改革。两国的变革对各自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日中两国在教育改革中聘请外籍教师的问题作一比较分析，以揭示两国在教育理念革命理念与实际上的异同，进而为落后国家通过国际教育交流来实现国家强大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两国聘请外籍教师的背景比较
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同属于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渊源，就其在19世纪后半期聘用外籍教师的背景来看，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同的地方。
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二者聘用外籍教师时都面临着相同的国际、国内形势。19世纪下半叶，欧美列强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四处掠夺殖民地以扩大海外市场，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教育为依托，在传播科学技术的同时欲把日中两国纳人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体系，成为他们的精神附庸。这是欧美各国乐于派遣本国教师赴外任教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日中两国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腐朽的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成为西方侵略的重点对象。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更加了幕府统治下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日本被迫开国，面临被沧为殖民地的危险;而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西方列强人侵北京的打击后，又遭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重创，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和亡国灭种的边缘。为了摆脱这种相似的命运，日本开展了明治维新，中国进行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在人才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招聘外籍教师作为两国的一项应急教育措施应运提出。
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两国聘请外籍教师的目的不同。日本明治初期聘用外籍教师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移植西方强国先进的教育制度，迅速实现日本近代教育自立。明治政府对教育的认识是全面的。他们认为，要摆脱国家的贫弱，争取强国地位，发展资本主义，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而要改变落后的教育状况，就必须虚心向外国人请教，接受外国人指导。这有利于使日本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缩短与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之间的落差。幕府末期的萨摩藩曾聘请国外著名的学者来日教育青年学生，培养了大批年轻有为的人才，比派出留学生的方法更为有效。受此启发，明治政府非常重视聘请了外籍教师。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聘用外籍教师只是一种过渡措施，最终是要求诸于国内人才，达到国民素质的自我提高，然后以本国人代之。而中国聘用外籍教师是为了在不违背正统儒家思想的前提下，引进新内容，以挽救清王朝的颓亡态势，实现富国强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清政府节节败退，政府局势岌岌可危，不得不被动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其中聘用外国人担任各级学堂的教习或充当顾问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这个措施解决了缺乏合适教师的难题。洋务大臣袁世凯曾感触到:“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而“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贴扩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末讲求，且难膺教习之选”。①鉴于这种形势，洋务运动时曾重聘请外籍教师来任教，其实这也是不得己而为之。
第二，两国在招聘外籍教师时所进行的改革的强度和最终结果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学习和移植西方强国的先进教育制度、聘用外籍教师成为政府行为;而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和百日维新的失败没能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也没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学习西方、聘用外籍教师只是一些以洋务为主的官僚集团主办，未能上升为政府行为。
二、两国聘用外籍教师的状况比较
明治初年，日本在教育、工业、运输、国防等领域聘请了大量外籍教师，其数量之多、教学内容之丰富及其涉及产业范围之广与同时期中国的外籍教师形成鲜明对比。具体表现在:
第四，聘用与管理机制不同。首先，从外籍教师的聘用上看，日本比中国要规范得多。日本严把外籍教师的招聘关和筛选关，采取外国交流学校或外交官推荐与本国管理机构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切实保证外籍教师的质量;而弓;国虽然采取一些措施，但由于缺少政府的统一行动，实际效果并不好。而且在对待招聘外籍教师的态度上，日本比中国也要积极很多。日本总是积极主动按计划有序进行，并且注意通过外籍教师，增进国际交流;而中国则是被动接受，缺乏政府的统一管理计划，尤其是对教会学校的外国传教士更是无力顾及，但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国际化起了重大作用。其次，从对外籍教师工作要求和管理来看，日本也要严格得多。日本政府既信任和尊敬外籍教师，同时也制定《雇佣外国人注意条例》等文件对其进行约束，以保证雇佣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中国官员则不相信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教师，不相信西方人会把那些使西方军事力量超过中国的各种知识完整无误的传给中国人，更他们控制某一权利，而不断地更换、辞退不同国籍的教师，从而造成师资不稳定，在使用过程中不时出现遴选不严的失误。
三、两国聘请的外籍教师对其本国的作用比较
毋庸置疑，日中两国聘请外籍教师对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日本的受益比中国要大很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外籍教师的工作加速了日本学习和移植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速度，促进了日本教育自立与近代化。虽然难免有一些盲目模仿，但毕竟缩短了摸索的过程，因此很快地建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实践证明，早期雇佣外籍教师越多的学术专业领域，自立的进程越快，越不依赖外籍教师。这同时也说明了外籍教师在日本教育实现自立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教会学校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创办学前教育机构，在教育形式、内容方法等各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学前教育模式;在他们建立的小学和教会中学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普通中学;西方传教士还按西方的模式创办了教会大学。教会学校科学、合理的课程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第二，外籍教师加速了日本实现“殖产兴业”的进程。日本外籍教师不少是担任新兴企业的技术专家，配合政府各官厅公署的改革工作。这些活跃于实业界的外籍教师不仅是生产活动的指导者，而且是生产技术的传播者。明治初期开办的官营企业和模范工厂，几乎都是在西方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只是在军事战略、武器装备、外交语言方面有了某些改讲，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方面并没有实质的改变。第三，日本通过聘用外籍教师促使日本走上国际化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外籍教师为中心的国际教育交流的加强。外籍教师的招聘通常是通过驻日外交官和驻外日本外交官斡旋的外交途径和通过已经聘用的外籍教师介绍的个人途径来进行的，通过这种联系和交往，雇佣外籍教师的学校相对固定下来，与招聘学校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外籍教师的介绍下，留学生也往往多留学于外籍教师所在的母校;二是以外籍教师为中心的双向交流现象的产生。外籍教师从国外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知识和经验，他们回国的时候，又从日本带走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艺术。有些外籍教师把在日本做外籍教师而总结有教育经验带回国，促进了其母国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对中国来讲，在其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在华办学的传教士和外籍教师起了桥梁作用。他们在华传布福音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同时输出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成就，这一过程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此外一些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官方学校的教学工作和中国的教育改革及官方大学的创建，在推动中国往海外派遣留学生及早期的选派留学生方面，传教士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赖世和与费正清在其合著的《东亚文明史》中所说:“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科学文化的同时，主要的作用是向欧洲报导有关中国人的情况，所发生的影响在欧洲远远大于在中国。传教士挟中土之学而归，为文艺复兴之启蒙运动诸思想家所取资，其影响之大，有开辟一代风气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