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实践教学；实践品格
论文摘要：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定位模糊，传统的理论灌输型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具有实践品格的法律人才。因此，为保证法学教育健康发展，培养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富有时代创新精神和实践品格的高素质、综合型的法律人才，需要创新法学实践教学模式。
法学教育在21世纪肩负着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做好人才储备的重大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战略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学教育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而现阶段的法学教育的弊端不仅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而且最终也将影响法制建设的进程。
一、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职业与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等职业相同，都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独立性职业，但其在职业准入和职业要求上更加的严格。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法律职业为社会提供的不是一般的服务，而是维护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是将法治所包含的公平和公正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因此，法律职业者不能仅仅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人，也不能仅仅是熟悉掌握职业技能的人，他们必须具备法律信仰和良好的职业伦理，真正成为能够理解公平和正义的完整的人。二是法律事务涉及人的各项权利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人应该像医师那样，具有比从事其他职业更为丰富的学识与阅历。三是在国家的管理活动中，法律职业者都是直接或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人员，并因其专业特点而居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位置，比其他一般职业和人们更易接近权力，更容易影响和运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维护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和防止腐败而言，法律是最后屏障和保障，其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神圣的职责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是一支优秀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队伍。社会对法律职业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在实质上决定了法律职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大体可分为下列三个层面：
1、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要从事法律职业，首要的是要求对法学学科体系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否则其它方面根本无从谈起。以我国为例，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法律人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框架。
2、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综合素养。作为法律人，在面对日益复杂和纷繁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时，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不仅要知道法律是什么，还是知道法律为什么是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进一步创新思维，提出法律应当是什么。具体来说，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主要包括：法律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法律精神与法治信仰；法律职业伦理与执业规则；法律语言与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推理及法律解释技术等。也可以这样说，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其职业素养，是法律职业有别于社会其他一般职业的关键所在。法学教育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播法律专业知识，更在于培养出在传播法律精神、促进民主政治、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法律家和法学家[3]。
二、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人才所应当具有的基本知识、综合素质、职业技能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专项的职业技能培养环节，造成人才素质和能力结构的缺陷。
（一）法律人才培养观念落后。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与法学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开展什么样的法学教育，关键在于明确法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作为整个法学教育发展的核心，如果法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准确定位，那么就会造成整个法律人才在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等方面的混乱，使整个法学教育的方向发生偏差。我国高校大多把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全面、系统地掌握法律专业知识，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又能在法学教育与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与建立一元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甚至是矛盾的。
（二）法学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教学。课程体系直接与培养目标相关联，是实现培养目标和提高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课程体系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目前，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学生职业技巧的系统训练。法学是应用学科，法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5]法律人才的培养除了传授法学基本理论外，还必须训练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思维技能。我国法学教育往往偏重知识传递和理论诠释，忽略或抛弃对法律职业思维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由于法律职业不仅决定着法学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指出的，法律职业实际是这样一种职业：即它是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身分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相对独立的团体，它需要以娴熟的专业技术，奉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开展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追逐私利的营业[6]。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国家教育部虽然规定了法学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即现在为各高校所普遍采纳的14门法学主干课程，却未对法学专业应该设置的实践性课程作出规定或没有提出指导性意见，偏离了法学教育的目标。
（三）法学实践教学偏离法律职业要求。我国法学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偏重抽象理论知识的讲述，大量地流于抽象概念的阐释。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纯学术理论的法学教育即使在它的发源地德国也早已消失了[7]。二是孤立细化的大学专业模式。各部门法学彼此隔绝封闭，对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和整体属性关注不够，过于强调师资专业分工，不利于学生形成融会贯通、彼此呼应的知识体系，难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的实践能力。
由于缺乏与理论教学匹配的实践教学环节，大部分学生经验知识贫乏，知识面狭窄，缺少思维深度和广度，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实践能力都难以令人满意。在世界发达国家，法律职业皆被认为是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职业。如英美法系国家就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大学课程设置当中将基本的职业技能如文书制作等都直接规定在一年级的必修课程里，而在中国大学中的“填鸭式”教学依然没有多大改观。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口沫横飞的阅读教材、课件，学生则在课桌上奋笔疾书。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被抹煞了。一堂课下来，认真的学生了解到早已在手的教材内容，在老师的阅读下加深了印象；不认真的同学也只是为了课堂考勤而勉强坐在教室里。如果某些老师的讲授水平差，学生们就算冒着“缺课通报”的危险，也会让课堂上出现寥寥无几的尴尬场面。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高校尽管也尝试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案例讨论等方式（一般只限于办学条件好的高校），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仍显太浓，课堂教学仍流于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抽象议论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为阐述法律条文，往往要从立法背景、各种理论流派论争的过程到立法意图、理论得失作系统地阐述，至于在课堂中举个别案例则完全是为说理服务。问题特别严重的是，一般高校很难开设系统的实践教学课程（如社会调查、模拟法庭、案例分析、法庭旁听、司法见习、毕业实习等），严重偏离了法律职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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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法学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利益的科学。法学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即教育性和法律性，这就要求国家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学教育准入制度，在保障高校教育自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学院系批准条件、审批机构和资格审查程序，尤其要规定法学院系必须具备的最低办学条件。对法学教育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要对法学院系的设立，招生数额等进行调控和管理。对办学资格的审核，不能只根据社会需求、办学经费、藏书数量等传统的指标来评价，更重要的是对它的师资力量、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程度、课程设置（特别是实践性教学课程所占比重）以及对外交流等情况进行评价。在这些办学指标里，课程设置中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尤为重要。
（一）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法学师资是法学教育水平的保障，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带出一流的学生。高校的法学教师应当具有宽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缺乏实务经验，讲金融法的不了解金融的操作和运行，讲票据法的不知道各种票据的实际制作和使用，讲税法的不熟悉税率的计算，教师只是照书讲课，自己的认知都不具体，怎能教会学生？因此法学教师除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外，还需具备办案的实践经验或对法律实务比较熟练，才能在课堂传授知识并指导学生，否则法学教师就会落伍于时代要求，更不用说传道解惑了。为此，学校一方面可以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优秀律师、优秀法官和优秀检察官来学校兼课，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排法学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或挂职锻炼，以弥补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从而提高法学师资实践教学技能。
（二）设置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实践教学课程。传统的实践教学往往从属于理论教学,是理论教学的附属品。尽管目前许多高校极力倡导提升实践教学的地位,但由于受传统实践教学课程从属于理论教学的限制,实践教学的地位和实施效果仍然没有多大的改观。为此,笔者建议采取如下举措：第一，将实践教学从理论教学中独立出来，单独设课。对于法学专业本科教育而言，特别要重视加强法律职业技能的综合培训，而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借助于独立的实践教学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第二，实践教学课程的设计要实现教学内容的综合拓宽和整体优化，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法律人才；第三，提高实践教学学分，从制度上保障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三）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一般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即“一个体系、两块内容”。但是，由于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较低，再加上没有详细的评价标准，因此实践教学评价的效果不佳，没有起到促进实践教学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同时，为了提高实践教学评价的真实性（避免实践教学评估形式化）和科学性，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可以采取动态跟踪式的质量控制方法。
（四）确立稳定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在传统教学管理中,许多高校对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往往比较注重教师课堂教学工作量计算,而对于非课堂实践教学(如指导模拟法庭)则不给予计算工作量或者计算很少的课时或补贴。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提高实践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标准,并针对教师的创新性和学生的实践教学效果设定不同的计算标准。此外，还应针对教师的实践教学改革情况设立一定的奖励基金,从而确立一套稳定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
（五）实施宽严相济的柔性管理模式。传统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是一种刚性管理模式，即实践教学过程整齐划一，教学形式与内容单一，缺乏灵活性。而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标的新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则实行宽严相结合的柔性管理模式。既要严格把好实践教学质量关，同时又要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为教师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以及塑造学生实践品格提供条件。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塑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了机遇[8]。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原来承担的培训任务将会逐步减少，因此，开设法学专业的各高等院校必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勇于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才能真正担负起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做好人才储备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2]霍宪丹.法律职业素养是“法共体”的基本资质[J].法学家,2003.6
[3][4]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J].法学研究,2003.4
[5]吴斌.法学教育改革之路径[J].教育评论,2006.4
[6]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198-199
[7]欧阳芬.德国法学教育改革最新动向[J].德国研究,2003.3
[8]胡正昌,韩祥.构建我国法律职业培训体系的思考[J].中国教育研究杂志,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