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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诠释中的教育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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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诠释中的教育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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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人才;做人教育;创新教育;实践教育

[论文摘要] 所谓人才,就是“人”与“才”的有机合成,具体表述为“人才=健康人格+高创造力与高技能”。教育的现代发展取向与变革正是围绕培育“人”与“才”而展开。成人成才需要做人教育、创新教育和实践教育。

教育与人才永远都是一对孪生子,谈教育不可不谈人才,讲人才不可不讲教育。人才学作为一门中国特有的新兴学科已在其系统研究中全面关照教育,深入连接教育。人才学之本体论所关联的人才定义及其全新的理性解析,可使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变革的本质与实践路径。人才学关于人才定义的探究无疑可成为教育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取向,几至终极追求。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人才学者对人才定义提出了多种表述,可谓见智见仁,其中有两种典型性表述值得关注。一种是组织人事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统表述,该定义认为人才就是指那些具有中专(含中师)及中专以上学历的人,而那些高中及其以下学历者被认作是劳动者。显然,尽管该定义有一定的人才统计意义,但它却带有明显的学历偏见,已不合时宜。另一种是人才学中流行的表述,该定义认为,所谓人才就是指那些以突出成就为社会进步、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人。该定义在人才定性和人才价值判定上较之以前诸种表述已有了重大突破,但是它明显失之空泛与抽象。“突出成就”存在巨大的“边际模糊”,不易界定。人才定义宜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定性清晰。为此,笔者对人才定义提出新表述。

一、“人才”的个性化表达

所谓人才,简单地讲,就是“人”与“才”的有机合成。“人”为人才之“帅”,发挥定性作用;“才”为人才之“资”,展现人才真实价值内涵。所谓“人”,既非生物意义之人,也非政治形态之人,而是人作为社会“类”存在所赋有的公共品质,即人格亦称健康人格。所谓“才”既非学历高下,也非知识多寡,而是内赋于人本质力量中的高创新力和高技能。由此,我们则可将人才明确表述为:人才=健康人格+高创新力和高技能。

人格有多种诠释,当人格不从心理学考量而从社会学或伦理学加以理解时,我们便会得到一种通俗的解读:人格就是做人的起码资格。据此,我们将人格解析为这样三层内涵:一是本性人格,即人性。人性无论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恶,只要不堕入兽性或另类本性,它都有“类”存在的合理性,本性人格完全对立于非人性和反人性品格,其内涵诚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所述,包括慷慨、仁爱、同情、怜悯、友谊、扶助、感恩等方面的内容。[1] 647十恶不赦之人,我们称其为无人性之人,他们完全丧失了本性人格,人性没有了,兽性放大了,这样的人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自然就更谈不上做人才了。二是道德人格,即公共道德品质。这里所讲的公共道德指社会赖以维系并延续发展的最起码、最根本的道德,也就是社会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那些突破道德底线或者出现严重的反道德倾向以致于道德人格严重缺失或完全丧失的人,我们称其为缺德者,这样的人缺乏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即不配作为人才之“人”。有人认为,对于人才不应有更多的道德约束,不应强化对人才认定中“人”的评价,大凡人才都是有缺陷的。这种认识颇有偏误。我们承认,许多人才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这些毛病决不可能是气质性问题,决不是不可以矫正与医治的毛病。道德人格病入膏盲的人才,实际上也不是人才,至多算是人物罢了。轻视或忽略人格对人才的定性作用,我们可能又要回到那个老旧的论争:希特勒算不算人才?倘若如此,我们又会重新陷入人才概念的模糊纠缠之中。三是文化人格,即不同民族的文化伦理。倘若说本性人格、道德人格表现为人类公共人格的话,那么,文化人格则表现为人类族群之间的差异人格。不同民族一定会有不同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气质深入骨髓,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决难移易。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有别于其他民族,中国人所崇尚“骨气”“气节”“谦虚”“孝道”“恕道”“忠国”等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人格,它们构成为中国人评价人才的重要考量范畴。

人才不仅需要健康人格,还需要高创新能力和高技能。创新从类型层面看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从模式层面看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人才应当在某一创新层面取得突出成就,以此证明其所做的贡献、所具有的高创新力。人才创新成就不仅包括“硬创新成果”,也包括“软创新成果”。前者指那些物化的、有形的、可定量评价的创新成果,后者主要指思维、理论、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成果。评价人才每每重“硬”不重“软”,这是一种偏误。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应是更为重要的创新成果,因为所有的重大创新无不源于此。轻视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我们绝不可能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当然,人才评价也不能以几句漂亮的语言、几段精彩的美文式表述、几次轰动的演讲以及一些生造的概念来确认人才的高创新力。除创新力外,我们也应当让技能成为人才评价的另一种资质,国家对此已正式予以确认。高技能可能蕴含创新成份,也可能只是操作水平的极致化,无论怎样,高技能都能产生超常值的高效率和高效益,如果不是这样,就无从认同高技能。

教育的终极目的旨在追求人的发展的完美、人的潜能的充分而自由的释放,这恰恰与上述人才观形成天然耦合。教育担当着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而奠基的重大社会责任。教育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实现自己的终极追求,就不能不聚焦于健康人格和高创新力、高技能的培养。当然,我们着重讲人才与教育的关系,决非轻视教育在培养合格劳动者方面的重大功用。

教育之于健康人格是“做人”教育,教育之于高创新力是创新教育,教育之于高技能是实践教育。显然,教育与人才的对接生成恰恰构成素质教育的主体内涵,从人才观的角度审视教育,可以得出素质教育的全新理解。

二、“人才”对“做人教育”的诉求

“做人教育”包括人性教育、德性培养和文化传承。 德性培养就是通过教育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时下,“有知识无教养”现象日甚,由此凸显了德性培养的急迫性。德性培养重在培养学生的公共道德品质,即公共道德认知、公共道德意识和公共道德行为。公共道德认知就是让学生知晓公共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公共道德意识就是让学生在领悟、体验、灌输的认知过程中逐步认同公共道德,进而沉淀为一种稳定的信念;公共道德行为就是将儿童道德的内涵外化为可评价的语言规范和行为规范,言与行成为评价教养水平的最重要的范畴。由是观之,学校德性培养需要重新梳理公共道德内容,力求压缩聚焦、简明扼要和清晰表述,重新审视灌输在形成公德意识中的作用,厘清灌输与体验的相互关系,系统构建基于公德精神的规范话语和规范行为体系,制订话语矫正和行为矫正的具体措施。学校德性培养宜精宜细宜适,决不可贪大求多,不适应学生认知与需求,务必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做起,从最通常的话语说起。有人说,美国人就凭三句话沟通世界,表达人品,这就是:“Thankyou”(谢谢)“Excuseme”(请原谅)“Sorry”(对不起)。此话虽有夸张之嫌,但无疑揭示了精当的规范语言对于人之入世成人的价值,这对德性培养不乏启迪。中国人德性养成还是应当围绕“礼”下功夫,引导人们讲合礼之言、行合礼之举,为此,应在学校推行“礼育”。

文化传承就是通过教育弘扬中国特有的优良传统文化。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品性有逐步弱化甚至趋于消失的征候,民族个性有或沉或浮、时隐时现的迹象,对此,教育不能不关照。学生应不应讲孝道、良心、气节、自强、大公小私、荣辱、感恩、君子人格等,这是现代学校教育必须正视且亟待回应之事。学校无疑应坚持仁爱之德、礼仪之德、和睦之德和道义之德的教育,以此维系和张扬民族文化的精、气、神。文化传承教育,不同施教单位可根据各自的实际和问题选择不同的切入点,或选“感恩”,或选“礼育”,或选“敬人”,或选“孝亲”等。总之,文化传承教育一旦进入具体的实践层面就必会产生效应,尽管它是“中药”而不是“西药”。

三、“人才”对创新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期待

创新教育与实践教育论述颇多,不一一描述,这里仅点击

一、二。

(一)转变教育中的“标准件生产”

从小学到大学,芸芸学子通用一种学习材料、一把评价“尺子”、一种检测手段进行培育与训练,这诚如工厂中的标准件生产。“标准件”式的教育方式恰恰泯灭了学生的天性和创新潜力,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兴趣爱好,限制了学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基础教育虽然重在“基础”、重在通识性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但这也不能成为采用“标准件”式教育的理由,因为排斥个性发展和创新品质培养的通识教育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畸形发展的教育,其实质就是应试教育。当前新课改的旨趣就在于要改变这种畸形发展的教育。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教师帮助学生发现其潜在的优势才能,并促使他们的这种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活动。观照于此,现行的“标准件”式的教育根本无法达成教育的真正目的,而恰恰与教育的真正目的南辕北辙。当然,要彻底改变“标准件”式教育决非易事,也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聚焦学生创新思维

对于创新型学生培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于“奠基”,而非直接造就创新型人才,“奠基”任务有多种,而创新思维的培养则是教育作为的核心指向。创新思维是一切创新之根,是人才受用终身的核心创新品质,创新教育的力量与魅力也在于此。创新思维培养关键就在引导学生从线性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从机械思维转向灵活思维,从对称思维转向非对称思维,从定势思维转向反定势思维。教育要达此功效,首先要强调课堂教学中的灵活思维和多向思维训练;其次应引领学生在组织活动中的多预案设计,尤其是独特创新方案的设计;再就是应鼓励学生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多种思路解决难题。长此以往,学生必会形成优良的思维品质。学生创新思维总与教师创新品质息息相关。教师施教应“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尽量少给标准答案,少予解题“万能套路”,宽容学生的胡思乱想、奇谈怪论和反常思维,接受学生的反驳与批评。与如此品质教师为师,学生必受益良多而有大才展露。

(三)反思学生自由时空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就必须为学生创造自由时空。人才成长史证明:重大创新和重大发明多数都是在独立思考和自由想象中获得的,自由时空恰恰可资学生独立思考和自由想象。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希尔给中国学生的最大忠告是:少学习,多思考。他认为,把太多的信息塞进大脑,会让学生没有时间放松,没有时间想象,牛顿本是一个寻常学生,但在剑桥大学休学的两年里,他静下来发展想象力,最终成就了他伟大的发现。[4]现实教育却极大地剥夺了学生发展的自由时空,使他们成为考试、分数、作业和练习的奴仆,无尽的考试和练习、繁杂的学习重压让他们几乎没有丁点自由时空。2004年全国中小学生“金钥匙”科技竞赛显示:在科幻的想象力上,高中生大大低于小学生,此种现象便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素质教育倡导“减负”,目的之一就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时空,为他们自由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学而不思,学而不作,即便学富五车,也只能成为不会生存、不会创新的“书呆子”,坐而论道的清谈家。学校教育可为学生创设三种自由时空:专业性自由时空,即在常规学习中创设自由时空,如课堂中的自由互动等,创设主体是教师;业余性自由时空,即在正式学习之外创设自由时空,如业余爱好、杂学等,创设主体是学生;边缘性自由时空,即介于常规学习和非常规学习之间的自由时空,如兴趣组、选修课等,创设主题为教师与学生。在现实教育格局中,自由时空仍可发掘和组织,关键在于教育中的各主体是否具有自由时空意识,教育制度是否提供保障。总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倘若不给学生自由时空,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从全新人才定义审视当代教育变革,我们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

[ 参 考 文 献 ]

[1] 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运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纪大海.教育漫语[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9.

[3] 王桧林.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探索关于教育原理的启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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