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自「革命」的中国走上「建设」的轨道以来，教育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平等无疑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
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育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且不论偏远和并不「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棚户学校」或「露天学校」，单看北京城区耗资数亿元的「超现代化」豪华小学及其城郊散布的备受打压的「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极端对立的现实图景所展现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就足以让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哭泣或者愤怒。它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自然，「哭泣」或者「愤怒」都无助于客观认识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本文的任务是，利用一些无法被掩盖和封锁的统计资料和调查研究资料，尽可能系统地描述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源、现实表现以及最终归结。本文所说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平等。
二 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
（一）二元分割的教育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 「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其直接结果是，分属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二元制度一样，发端于50年代的双重二元教育制度有着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在计画体制的逻辑驱使和「赶超战略」的现实压力下，政府可调动的有限资源难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接受同样的教育，农村教育的投入便主要成了农村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快出人才，将有限资源较多用于兴办「重点」学校也就成为自然选择。在缺少对具体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进行尊重和保护意识的特定历史阶段，二元制度的产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确实被普遍接受了。但是，当权利意识随着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而逐渐觉醒之后，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被强化了。
（二）农村和农民的教育经费重压
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由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
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向了各自管辖的大学、高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高中，而很少顾及农村义务教育。结果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乡镇一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90年代末，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区或地级市三级合计负担的部分不到15%，而乡镇则负担了78%。而这部分的投入可能占到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乡镇财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
问题是，弱小的乡镇财政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刚性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权必须对农民进行二次、三次乃至第n次的教育费用征收。在整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近年来征收的规模和范围有所缩小，但变相的教育集资仍然没有绝迹。
（三）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农村教育的相对贫困
（四）农村教育的绝对贫困
（五）「重点」倾斜背后的利益：教育和财政官员的选择偏好
在各教育阶段，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带有各种招牌的「重点」学校，是每一级教育和财政主管部门普遍的行动逻辑，乃至成了官员们的第二天性。当南京一所普通中学要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它邻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湖南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投入的经费，「大概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而在任何一个市、县和乡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普遍的等级性倾斜：市属学校比区属学校，「县教育局直属学校」比乡镇学校，乡镇「中心校」比起非中心校，总是能够得到更多。
自然，这种行动逻辑的背后有着利益集团的利益。教育资源的掌控者所" 以至今咬定「重点扶持」的价值取向──当然是「不平等取向」──不放松，主要动机可能不再是如其标榜的为了所谓「人才」的「早出」「快出」，或者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一般」。说穿了，重点倾斜的学校实际上正是他们的子女所就读的学校。正是那些掌握着资源分配的官员们的子女，更多地占据了一系列「重点」学校的座椅。
三 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平等
（一）教育者的权利
当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制造了少部分受益者，必然有多数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遭受其害。在基础教育阶段，这种权利侵害主要表现在教师工资的拖欠和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短缺。
但这并非「工资问题」的全部，两个与「国标」和「地方补贴」无缘的群体更加值得关注。其中一个是「民办教师」，中央政府曾经于十年前要求在「本世纪末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至今在全国仍有数十万人，他们的薪水可能只够养活他们自己。另一个是「代课教师」，其规模可能比前者更大，待遇也更差。比如在全国来说并不「落后」的江苏省徐州市下属各县，他们每月能够领取的「代课金」目前只有150元。这是一个没有考虑到生存需求的数额，肯定难以维持一个乡间知识份子的起码尊严。
（二）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
受教育者面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表现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在城乡之间，这种差距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扩大，呈现出倒金字塔状的格局。
（三）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
四 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由于高等教育机会是更为稀缺的资源，是个人跃升上层还是堕入下层的社会的分水岭，围绕这种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会成员又总是具有自身的和制度赋予的强大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阶段机会的不平等也就更加明显。
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公共教育经费不足、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又无法承受义务教育之重的困境中，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造成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进而，由最高教育当局掌控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强" 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如果说初次分配已经明显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会等大中城市的社会成员的子女，录取过程的再分配则更进一步偏向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权势阶层。「上线」人数高于最终录取数的恒定比例产生的「灵活性」，使具有特殊背景的社会成员（包括各高校教职工，他们的子女一般总会得到所在学校的「行业性福利」）的子女优先进入；具有明确指向的「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流向，也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子女。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不慎泄漏的「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的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所有这些勾当都拉大了不平等。
表 1 三十七所高校展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单位：%）
国家重点一般重点普通高校地方院校高校样本总体城乡及职业阶层差距城
乡
差业
阶
层
差出处：根据谢维和、李雪莲《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载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提供的资料及《中国统计年鉴1996》的相关资料算出。以1995年为基准年度。
表 2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本科生的来源 （单位：人，%）
年度 清 华 大 学 北 京 大 学招生人数农村学生比例 招生人数农村学生比例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4
2031
2080
2210
2203
2241
2298
2320
2462
2663
433
385
381
352
407
451
431
452
510
506 21.7
19.0
18.3
15.9
18.5
20.1
18.8
19.5
20.7
19.0 ─
─
1810
910
─
2089
2164
2211
2240
2425 ─
─
403
168
─
436
425
420
415
396 ─
18.8
22.3
18.5
20.1
20.9
19.6
19.0
18.5
16.3
出处：根据两校招生办公室提供的资料作成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更加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所高校及西安11所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进一步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和就业难易度，并形成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其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这一个案表明，就农民子女来说，22分的明显优势并未能使他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反而在已录取学校的专业分布中处于劣势。可以推断，那些考分比已录取的农家子女低、但却高于干部子女的农民出身的考生可能被更多地淘汰了。
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像：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五 教育不平等的归结：社会的紧张
如果说社会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那么，我" 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不平等肯定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稳定的努力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不平等的所有受害者都成为「宿命论」者而「自认倒楣」显然是可笑的，招致普遍的不满、愤怒乃至一部分人的仇恨和基于仇恨的报复──有意或无意的、有所指和盲目的──应在意料之中。
自然，这不只是一种逻辑推断。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活剧。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去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虽然他们的吶喊与抗争并没有带来境遇的根本好转，但是这支在传统社会曾经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向着「不稳定」方向的转化，对于焦躁不安的农村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太吉祥的信号。
同样，从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对于城市学生和「城里人」的情感认同程度（多项调查证明其不容乐观），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犯罪中，我们也能够解读到教育不平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更极端地，从横行于城市的张君──初中失学──、夜游于乡村的杨新海──高中阶段失学──、乃至已经进入了高等学府的马加爵──他始终摆脱不了在不平等面前的「自卑」──，这一系列「杀人魔王」的人生轨迹中，似乎也能感受到教育不平等和乡村教育的绝对贫困造成的深远影响。
但令人失望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的紧张，暴力与不平等的一道增长，并没有纳入那些负有相应职责的权力机构的议事日程。相反，不平等仍然是一种价值取向。以「效率」和「示范」为幌子，以容易彰显的「政绩」和不便言说的「好处」为动力，相关决策者和执行者们的主要工作仍然突出表现为「锦上添花」甚至「削贫济富」。这从某些省区至今仍然从农村提取本该用于农村教育的「教育费附加」而转向「支援高校建设」可见一斑。
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教育的严重不平等还会长期持续，而且有可能深化。这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