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价值观，更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制度。但学术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它有其制度根基。
【摘 要 题】理论经纬
【关 键 词】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法律法规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最悠久的学术传统之一。作为一种学术价值观，它既是大学学者长期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又因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而成为现代大学组织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自由已经成为与现代大学共生共荣的基本组织制度。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坚实的制度根基，否则真正的学术自由就不可能实现。
一、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内涵及其制度价值
二、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
（一）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一：学术自治 学术自治制度赋予了作为法人团体的大学以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它成了大学组织有效抵御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与干预的“天然屏障”，以及维护内部学术活动自由的有力武器。大学学术自治的最终目标即是为促进知识的发展，并为知识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在一个大学中，知识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个大学将不再对它的本质忠诚，如果它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的工具。大学是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纽曼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自治即大学教师的工作环境的条件性自由。条件性自由是为大学自由服务的，是学术自由得到实现的必要条件，“自治是学术自由的组织保证。”[10]离开了学术自治制度的支撑，丧失了栖身之所的学术自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饰品”。欧洲大学强大的学者团体自治传统（美国学者罗伯特·伯达尔将大学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与程序性自治，据此，即使是集权的法国现代大学亦具有程序性的自治权利）是欧洲传统大学学者享有比美国传统大学学者更多学术自由的重要原因。
（二）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二：教授治校
大学学术自治虽为大学学术自由提供了组织保障，但具有学术自治权利的大学并不能使教师自动享有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社会和政府保护和尊重大学自治，肯定可以为大学教师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避免学术自由受到过多的外部限制与侵害。但前文已经指出，学术自由同样可能受到大学组织内部的限制与侵害，她需要得到大学内部包括外行的董事会和不断扩张的行政系统，甚至少数学术寡头等的理解和尊重。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发表演讲时指出：“学术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大学要求一律的压力。洪堡甚至强调，知识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而且可能受到来自知识机构本身的威胁。这些机构在它们开始之时即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观点，然后就急于压制别的观点的兴起。”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不仅表现为教师（包括学生）有权选择、传播、使用和探讨知识，也表现为大学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多元化。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实现程度与作为学者团体的教师群体在大学内部管理活动拥有的权利大小息息相关。“教授治校”制度是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正是“教授治校”制度把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对“孪生”(twin)概念并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制度。
" “教授治校”是来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大学内部管理传统。中世纪巴黎大学基于“学者社团”性质，形成了“教授治校”制度：大学内部事务由学者们共同负责管理，学者们既是管理决策的主体，同时承担决策的执行与监督任务。“教授治校”制度因其适应大学内部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利于弘扬学术精神，调动广大教授追求真理，发展学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学术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大学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虽然“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早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中世纪大学的“正教授独掌治校大权”，但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人员群体作为“大学学术管理决策的主体”这一原则是一贯的、不变的。现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不仅表现为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人员组成的学校各层次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拥有大学学术领域，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招生政策、学位标准、学术人员聘任与晋级等的学术评价以及事关学术发展的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而且表现在以教授为主体的高级学术人员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大学校务会（如德国、英国）或大学理事会（如法国）的主体之一，参与事关大学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如大学财务政策、大学发展战略、大学学术领导人选举等，发挥大学内部管理的主体作用；同时，由教授为主体组成的各种临时的专门委员会，作为大学内部专门事务决策的咨询机构，直接以决策建议等影响大学发展。即使在以“校外人士管理体制”为特色的美国大学，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以校长为首的学术行政人员基本上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订的学术方针和规划”[11]的。
“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既是大学教师学术地位提高的结果，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大学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学术权力的突出作用。它成为阻止大学行政权力强势扩张的制度堡垒，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权力的行政化与官僚化，从而保持大学“学人社会”“知识性社会”的学术本色。显然，这才是大学学术自由赖以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欧洲传统大学内部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学者团体”，始终保持着“教授治校”传统，因而不仅学术自由得以在欧洲大学产生，欧洲传统大学的教师也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权利。相反美国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授在争取学术管理权力并逐步实现“教授治校”的进程中实现的。二者的同步共进促进了美国现代大学的学术繁荣。
（三）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三：国家的教育法规与民主法制制度 同时，大学学术自由作为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整个社会的民主自由环境休戚相关。正如学者金耀基所言：“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发展的机会。”在中世纪大学中，虽然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当时的学者并无研究学术的自由可言。因为在当时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之下，人类的理性只能在教会有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镇压[13]。一个民主法制制度健全的社会，才可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学术环境，大学学术自由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一般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公民的言论及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护，为美国大学防止政府侵犯学术自由提供了法律支持。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对格雷斯俄德诉康涅狄格一案的判决书中所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权所包含的，不仅是发言(utter)或印刷(print)的权利。还包含着研究的自由(freedom of inquiry)、教学的自由(freedom of teach)……实际上就是整个大学社区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entire university community)。”[14]为了学术自由的真正落实，一个社会必须通过民主法制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逐步增强社会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惟其如此，学术自由才会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正象阿什比所说的那样，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到大学是什么，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才能获得保障[15]。
总之，学术自由制度的生长、发展与成熟，既仰仗大学组织内部“教授治校”制度和学术自治制度的保障，更依赖国家相关教育法规和社会民主法制制度的支持。丧失了任何一个制度根基，大学学术自由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了解了这一点，无论是要重建大学学术自由制度还是弘扬学术自由精神，我们都必须以务实、客观的态度，从最具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入手，抓好大学制度建设与制度环境创新。只有这样，才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参考文献】 [2][8] ［美］布鲁贝克著（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7.42;1988.28.
[4]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edited by Edward Shi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5][6] 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95,88. [9][13][14] 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78,199,99.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学人员地位的建议[J].世界教育信息，1999,
(5). [12] 陈列.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个世界性的课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7.
[15] Eric Ashby:Universities:British,Indian,African,A Studa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