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揭榜,名单依旧延续前三届的方式,公布了前25位作家名单及版税。有意思的是前三名作者的读者群都是青少年,显示出青少年似乎比成年人更爱读书。与去年不同,曾两次获得第一名的80后作家郭敬明,今年未能卫冕,以版税收入1700万屈居榜单第二名,而“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版税收入成为新首富。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以1200万位列第三。以《明朝那些事儿》一战成名的当年明月以1000万位居第四。记者在今年的榜单上看到,榜单上的作家富豪们可谓是“大换血”,除了韩寒、易中天、于丹等“老人”依然屹立不倒之外,郭妮、何马、沧月、明晓溪、杨志军、池莉、海岩、毕淑敏、安妮宝贝、王立群等十名作家都被踢下榜单。
“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揭榜后,引起了各家媒介的关注,以下选发的是各家媒介对“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评论,以飨读者。
作家富豪榜是一场文化麦当劳的盛宴
11月30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揭榜了。
首先,我认为,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逆境中,文学大师的绝迹,作协声誉每况愈下,颠覆文学价值观的全面入侵,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作家富豪榜,已经完全沦为一年一次媒体对读者的集体搔痒活动,拉回一些人的关注,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并且最可怕的是每次集体搔痒之后,依旧只能是一潭死水,还是不能掩盖文学的持续衰弱,难以力挽文学的颓废局势。
在这次榜单的新闻中,制榜人吴怀尧是玩了一个“悲情”把戏或者说是苦肉计,发掘出“潜伏”已久的四位诗人的故事。从这种暗藏悲情的叙事中,我们看到诗人的生存状态。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尴尬局面:诗歌,乃至文学,已经被挤压到生活空间的边缘了,取而代之的是股票、明星绯闻、影视大片,或者披着文学皮的性爱、下半身等。也只能依靠诺奖、富豪榜这个几乎成为噱头的话题一年来一次爆炒,来吸引人们对文学的注意。
2009年10月19日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做出如下评价:“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他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此番言论一出,让很多人笑破肚皮,这张榜单,或者能够间接地驳斥王前部长的自信。从这个榜单,我们观察到,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份文化麦当劳的盛宴,而绝不是“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最好,也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吃的时候”。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麦当劳化”这个概念,它首先是美国社会学者乔治・瑞泽尔提出的,他指出了社会“麦当劳化”四个最主要的元素或者指标:效率、可计算性、可断定性、控制。麦当劳化的过程可以被简述为:快餐餐厅的准则正逐渐支配着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层面。而一本本高印数的热销张著,就是在这个准则下的流水线上生产的。
纵观这些富豪榜上的作家,三甲之外的当年明月、韩寒、饶雪漫、石康、于丹等,展现的是一份快餐式的文学盛宴。麦当劳化的文化,本质上,也如同一个麦当劳的油炸产品,在文化的表层面粉饰下,包裹着商业意识(商业利益)为主推手的精神快餐。因为富豪榜本身就是一种从文化角度看似荒诞的作法,是把文学与财富捆绑促销的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文化成为商业领域流通的商品,被剥去了其他作为文化存在的价值,如同麦当劳产品剥去了作为营养物质存在的肉、淀粉与生菜,变成垃圾食物。
但是,我对文化麦当劳并不鄙视。虽然很多人忧心忡忡,不过,不可否认,文学包括整个社会文化的麦当劳化(也可认为是物质化、娱乐化),不是文化的堕落,不是文化的病症,更不是魔鬼来了、文学死了。相反,这些只是一个表征,在这个表征下,是对人思想的解放,是文化多样化的体现。麦当劳也是一种自由选择的食物,虽然营养物质有限但至少是无毒的,这就是文化的庶民胜利,这层意义比起任何文学或者文化的意义,来得更加深远。
作家富豪榜:高估还是低估
与商业富豪榜相形逊色的作家富豪榜,却每每引来比前者更多的争议。11月30日,2009年度作家富豪榜榜单揭晓,立即招致如潮非议。而与发榜之初(2006年)对于榜单“铜臭味”的批评不同,这次,更多人批评榜单本身的真实度,感叹中国作家富豪如此“寒碜”。
根据《长江商报》刊发的榜单,郑渊洁、郭敬明与杨红樱位列前三。他们都是榜上常客,郭敬明在2007年、2008年连续排名第一。而今年,皮皮鲁系列长销不衰的郑渊洁,从2007年第
四、2008年第二的位置上继续前进。杨红樱同为儿童作家,其作品有“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等。“百家讲坛”式微,但其开出的学术通俗化路子,依然让主讲人受益颇多,钱文忠、易中天、马未都、于丹再度上榜。财经作家首次入榜,吴晓波(《激荡三十年》等)、李可(杜拉拉系列)、崔曼莉(《浮沉》)分列
5、
9、17位。
这张榜单,是高估还是低估?各家有不同的看法,排名14位的悬疑小说作家蔡骏,当晚在博客中指出,他的收入不符合实际情况,而榜上整体数据,“普遍高于上榜作家的实际收入水平”。但另一位作家、编剧、写作了《潜伏在办公室》等书的陆琪却指出,全国那么多作家,只有25人赚过百万,“已经不是在造神,而是在抹黑作家这个行业了”。
制表人吴怀尧仍延续前三年的统计方式,统计作家最新作品及其他主要著作加印的册数,以10%为版税基数计算总收入,不计入影视改编权等收入来源。但后者,确已成为作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石康为例,他今年排名第十,所统计的收入为300万元。考虑到其《奋斗2》的编剧报酬、小说改编权、电视剧分红等将达千万,那部分未统计的数值,将从本质上改变榜单顺序甚至名单。
而出版业态的改变,也在让作家收入构成多元化。2009年出版业最大的新闻,是“2018图书消亡”的耸人听闻之言――电子阅读器盘剥市场,电子出版攻陷丹・布朗这样的作家。作家写出一本书后,纸质出版不再是单一流通渠道。数字出版、电影电视剧版权、英文版权等等同时运作,逐渐成为业界共识。
那么,在这种业态下,我们如何判断何为“作家”?――2006年放榜伊始的话题,将再度浮现。刘震云、阎连科、麦家们自然不会引起争议,但崔曼莉这样的企业高管,成就了一部畅销书,如何定义?
作家富豪榜与后读书时代
读书无用,这大体是当今“唯财是举”的社会投映于现实教育的生动注解。在这个连硕士、博士都迅速贬值,甘当暴发户老板使来唤去的庸碌手下的时代,“读书无用”颇能占据一定市场。既然连能为人们提供上升通道的学校读书,都逐渐被人们视如敝帚,那么旨在提升学识修养的另一种“读书”,其遭际则似乎更为难堪。
昨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就颇能映照出当下读书市场的窘迫现实。放眼今年的作家富豪榜,郑渊洁、杨红樱两位少儿作家毫不意外以千万版税挤进前三,有着忧郁文学代言人之称的郭敬明,更是连年傲居榜单前列。依次往下,不是网络写手就是青春文学作家,这一结果与去年别无二致。这也即是说,支撑起中国读书市场的主要读者群体,倘以货币化作为计量依据,青少年就几乎占据半壁江山。青少年爱读书,这的确让人欣慰,但同时却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下的图书市场,除了青少年之外,究竟还有多少人在读书?
倘以身边的案例说事,虽说难免以偏概全,但至少也能管中窥豹。尽管身边荷包充实、在营销上大显神通者有之,若杜拉拉般在行政职场上拼杀者有之,拥有高学历勤恳耕耘在技术岗位者有之,唯独一说到读书,十有九人会摇头:“我已不看图书好多年。”若以当下流行的经济观点来阐释,读书也是一项经济活动,读不读书则是人们基于经济考虑的自然选择。
古代人读书,是为了功名利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不过是一块敲门砖。不想当官的人是不读书的,既然门开了,还要砖头干嘛。现代人读书也不止是为了那么一点消遣,纯粹读书的日子只有在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身上才能找到,这也许正是青少年读者占据半壁江山的原因。
其实,在这个社会的成功学越来越靠财富多寡来计量时,读书本身就蒙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对于想快速集聚财富获取成功,或者想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取生存的人们来说,读一两本书往往不如多跑两单业务来得实在。读书究竟有什么用?能带来迅速膨胀的财富吗?也许能,这就是诚如吴晓波般的财经作者,抑或贩卖成功学的作者,能够迅速跻身作家富豪榜的真实原因。但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诸如中国当代文学之类,不能从根本改变人们财富现状的书籍在图书市场的没落。
读书,首先必须有用,然后人们才会去读。这是已深植于人们脑中的观点。在当下社会上升的通道已不仅局限于读书这样逼仄之时,在书本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需要人们去品味、奋斗,于是,图书市场的困局就几乎成为必然。某种程度上,这种读书必须有用的思路,其实也正与古代当官才读书的功利思想如出一辙。这是另一种读书无用论。
反观我们的作家群体,身处一切以财富说话的时代,他们似乎更难独善其身。在这个经济泡沫迅速膨胀的年代,一夜暴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前两天,传统作家的代表人物余秋雨就依靠资本上市工具,成功跻身亿万富豪,这也几乎成为文化进军资本市场的一段佳话。既然作家靠上市就能发家致富,谁还会安心写书码字呢?传统作家逐渐退出文化市场,转而寻求更快更强的资本增值方式,早已钻进钱眼里的作家,谁还会在乎什么写作质量?于是乎,图书市场中一边是传统作家的快速没落,一边则是网络作家的迅速蹿红。不过读者跑到书市转了一圈之后,最后却发现只剩下满嘴的泡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写书者不愿花心思写好书,想读书者又读不到好书的恶性循环。试问,在大家都无心向书的时代,谁还会真正阅读呢?
作家富豪榜与作家的“体面”生活
日前,新一轮作家富豪榜出炉,榜单上,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名字,排序虽有变化,但大体格局依然与往年相似。
所谓“作家富豪”,是作家所获版税衡量的结果,但这些版税数额,可能与“富豪”一词还相距甚远。
这些作家,算不上什么“富豪”;甚至,仅仅评说这些作家的身家,也无太大意义,因为他们的身份多不具公共性,至多只能算公众人物。因此,讨论作家富豪榜,最好先放弃“作家”与“富豪”这两个概念的视觉冲击,而将目光锁定在靠文字为生者的生存现状上。他们的生存现状,某种程度上正反映着当前文化产业中的分配机制,以及大众文化的消费现状。
文化产业中的分配机制,作家富豪榜的反映也只能停留于“折射”的层次。全盘反映,得从文化产品的生产、出版、销售等整个链条中去寻找,比如书商赚了多少,作者赚了多少,书店赚了多少,比如文化产品核心价值、附加价值都在哪些环节里产生,等等。如果有通盘的比较,可以知道作家们得到的分配待遇是否体现了公平。如果不公,固然让人遗憾;如果公平,也叫人遗憾――版税2000万就能排到第一名,可见我们的文化产业还不算很发达。
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现状,从哪些作家、作品具有市场号召力即可管窥一斑。很显然,排名次序,与市场号召力的层级是一致的。我也很希望看到,排进榜单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学旨趣能够再高一点。这么说,并不是批评他们文学旨趣不高,因为正是大众文化的消费水准,决定了进入榜单作家的水准。如果要批评,也只能批评咱们的文化消费水准,如果真要追根溯源,那可能就要怪到教育的头上啦。
不过,话说回来,指望大众文化的消费水准成就文学的严肃性,几无可能。最热卖的读物,往往是个体创造性最少的,也是最迎合大众口味的,毕竟,迎合社会平均审美水平才能使读者最大化。就如同好莱坞大片,把文化层次、国别的差异性消除到最低限度,才会卖得好。
另外,我们也可以对严肃文学做一些期许,期许文化产业日益发达。如果文化产业发达,那么任何小众的读物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再前卫的艺术,也可以实现商业价值的转化,关键看市场做得怎样,文化产业是否发达。
总之,作家应当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程度的体面生活。如果我们总是将“举家食粥酒常赊”当做文学的美谈,那倒证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衰败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