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体育 绿色体育 体育伦理 道德维度
论文摘要：尊重自己，保证健康，这是绿色体育之为“体育”的基本伦理底线；尊重对手，公正竞争，这是绿色体育之为“竞技运动”的应有伦理内涵；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这是绿色体育之为“绿色”的基本伦理向度。这三大价值支点构成了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其中，促进健康是体育运动最根本的内容；维护公正是体育运动从个体的、非竞争的功能转化为群体的、竞技的性质之后至为关键至为看重的内容；和谐自然是绿色体育至为新颖至为根本的内容。
一、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
何谓绿色体育?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是什么?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有的人认为，绿色体育是指体育运动的开展应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目的，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水资源的保护、废物利用和管理，保护人类适宜的空气、水和土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社会活动方式。它表达的是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不是可以随意使用自然资源来为其服务的，相反，要保护自然，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这种理解本质上并没有脱离环境保护的蕴涵，也说明了体育这样一种远离环保的活动开始注目自然，力图实践环境伦理。但是，这些对绿色体育理念的表达被认为是“浅绿”的，尚未提升为一种伦理精神，或曰没有具备一种伦理之维。
从绿色体育所表达的生态理念来看，它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即通过在自然一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一社会这一生态环境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之目的。生态体育中的“绿色”是通过三个层次来彰显的：第一个层次是“浅绿体育”，如包括种树、种草、绿化城市、保留和改善原有生态系统和人文景观、太阳能的利用、河湖与大气污染的治理、无公害材料在体育场馆中的应用、运动会结束后垃圾的处理等，它主要关注体育运动与环境的表面作用和影响，偏重于技术层面。第二个层次是“中绿体育”，指通过开展绿色体育，不但使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得以实现，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形态的体育、文化和环境能够相互协调、均衡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妇女能够广泛参加，各民族、各地区的体育项目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残疾人体育得到普遍支持，体育与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大众体育真正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等。第三个层次是“深绿体育”，指体育、文化、环境、科技等和谐发展观念的最终树立与形成。第二与第三层次的生态体育，主要在于探究体育运动不和谐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因此，它强调从技术到体制以及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是绿色体育的深层追求和最终指向。
由此可见，绿色体育具有相应的价值支点。首先，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在于促进健康，这是体育中看待人与自身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自己，保证健康，这是绿色体育之为“体育”的基本伦理底线，远离这一底线，绿色体育便异化去魅，行而不远。其次，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是维护公正，这是体育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对手，公正竞争，是绿色体育之为“竞技运动”的应有伦理内涵，偏离这一内涵，绿色体育便徒有虚名，华而不实。再次，绿色体育的价值支点在于和谐自然，这是体育中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是绿色体育之为“绿色”的基本伦理向度，离开这一向度，绿色体育便名不副实，无从谈起。这三大价值支点构成了绿色体育的伦理精神。其中，促进健康是体育运动最根本的内容，人类发明体育的初衷乃在使人类增强体魄，改善健康，因此，凡是违背健康宗旨，为体育而体育的运动项目、药品、器材等实际上是反人类的，不值得提倡、施行；维护公正是体育运动从个体的、非竞争的功能转化为群体的、竞技的性质之后至为关键至为看重的内容，无论是运动项目比赛或者带有娱乐性的趣味比赛，都要按一定规则，有序地进行竞技活动。竞赛就是竞争，必须在平等、公正、公平的原则下进行，违背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就无法展示体育竞技的本真价值和内在魅力，异变为一场混乱的游戏，成为狡诈、邪恶的演示场，而这显然是违背人类崇真向善爱美的基本人性的；和谐自然是绿色体育至为新颖至为根本的内容，崇尚绿色，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不仅关系体育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可持续问题。如果说，先前的体育可以完全不顾及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问题，那么，当体育继续漠视环境危机时，体育就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当人们谈论绿色体育时首先要涉及的是体育与环境的关系。
二、自然环境的价值学说
当今的奥运是竞技体育的经典形式。奥运的三种精神是体育、文化和环境保护。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林匹克精神不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耐力和活力，而且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崇高、" 纯洁的精神和道德。”就环境保护作为奥林匹克之精神来说，这句话是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人类意识到对自然万物负有尊重和保护的道德义务，是伦理学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大进步。自古希腊起，虽然有不少先哲认为，要把人对人的怜悯心、同情心、慈悲心赐予各种动物乃至植物，但这总是局限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而延伸的一种初步道德情感，而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道德情操是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传统伦理学并不把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纳入道德关怀的对象，因为在人类的视野中，自然万物的价值只不过是供人类驱使的对象而已，人类无需对它们承担什么责任。只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当自然界出现严重的失衡，演变为生态危机从而威胁到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时，人们才开始反思：人之外的其他生命是否具有生存的权利?自然万物除了可供人类利用的价值之外，是否具有自己的价值?
这两个问题使传统伦理学陷入尴尬。传统伦理学认为，这样的问题无需回答，人是万物的主宰，只有人才配谈权利和价值，人只对人负有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人应当保持缄默。然而，生命和自然也具有生存权——有按其当然之理的生存资格或利益即天赋权利。“生存权，从生物学上讲，是指为了生存适应性配合的权利。适应性配合，需经上千年的维持生存过程。这种思想至少使人们想到，在某一生态位的物种，它们有完善的权利。因此，人类允许物种的存在和进化，才是公正的。”首先对人提出的权利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肯定少数人的不完全权利(1215年，英国贵族的《大宪章》)到最终认可所有人的完全权利(1957年，维护黑人权益的《民法案》)，人类为此做出了数个世纪的奋斗和努力。当人类已经享受权利的阳光普照(虽然人们之间的权利仍不平等)时，权利的扩张是否到了“止境”，无需进一步扩张了?有的人认为的确如此。因为权利属人性，人之外的一切是没有权利资格的。有的人认为，这种把权利只授予人的主张是“权利的妄想”，实际上，权利是一种天赋资格，不是人为性的，富有进化性的权利必然根据自己的逻辑不断扩大其主体范围，虽然这极其艰难。然而，想当初，人类的完全权利的获得又何尝不艰难?——看看当今依然没有根绝的种族歧视就可知道。达尔文说：人类最初对异族不是“一视同仁”，而是不同情、不关心的。对异族的同情、关心是逐渐才发生的，乃至越来越细腻和越来越广泛、深透，形成人道这种美德，而人道观念发展到最后，“终被广泛到一切有知觉的生物”。承认自然权利就是承认自然与人一样是地球共同体的一员，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资格，就是承认尊重自然权利与尊重人的权利是一致的，就是承认尊重自然权利是一种唯有人才能达到的道德境界。
不仅如此，自然界还具有自己的价值。所谓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即自然的有用性，是为人类所利用的价值。自然的“有用性”表征的是人的需要与自然的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没有人的需要就无从标明自然的有用性；同时，自然也必须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有属性，否则就是“无用”的。这是以往人类对自然价值的唯一认识。然而，这不是最后的、科学的认识。因为在这种哲学视野中，自然的有用和无用，不是自然自身在“说话”，而是由人的主观欲望、偏好在“定论”。由于人的需要和愿望是发展的，这样，按照这种观点来评价自然就是可疑的。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只见自然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按照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看法，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itself)的价值，易言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自然自己赋予自己存在的价值(to be valuable to oneself)或自己派给自己存在的价值(value which assigns its ownexistence)，自然首先不是为他者而生存的，而是为“我”的生存。确证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确立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传统道德学说之所以在道德关怀上止于人类，无非是因为人类身上披戴着内在价值的光环，而自然物则被无内在价值的黑洞所吞没。生态伦理学就是要突破这种狭隘的视界，使自然进入价值场——除了为人而设的工具价值之外，还有为“我”的、维护“自身的好”(its own good)的能力即内在价值。设若这种确证成立，人们就无法推托尊重、保护自然的义务。生态伦理学家F．玛休斯认为，一旦一个系统有了内部价值，它就会要求它的存在不受破坏而受保护，这就是我们要尊重自然这种伦理态度的基础。
当自然权利和自然价值的理念得到确立时，一种绿色伦理就出现了，它与传统伦理的区别是：在自然观上，它反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以牛顿一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论，主张生态整体论和生态有机论，“是有机论——机械论——新有机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产物，是以新有机论为基础的、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在认识论上，它反对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为划定的主一客二分界线，认为这容易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割断人与" 自然的血肉联系，淡化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的认识；在价值观上，它要改变自然无限、无主、无价的观念，承认价值关系构成的普遍性，即不仅人类与自然存在价值关系，而且各种动植物与其环境也存在价值关系；承认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即自然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使用价值，还可以提供信仰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实践价值等多重价值；承认价值满足性质的双重性，即自然对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既有肯定性也有否定性价值，二者并存；承认价值意识功能的唯一性，即只有人才具有价值自觉意识，但这只意味着人对自然负有爱护的责任而不具有超越自然、征服自然的趋向；承认价值形成机制的多维性，即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但不是唯一创造者，自然的价值是自然自身被储存的成果。在道德理论上，它明确把自然作为道德对象，实现了道德领域的根本性突破——从局限于人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和非生命主体，从而使人担负的责任由定向性走向无定向性，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
三、体育与环境的内在关联
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场址的选用要占用大量土地。体育运动是一项需要占用大面积土地和设施的活动。一些国家为修建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而砍伐大片森林，有些国家为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会，特别是举办奥运会和洲际运动会，不惜毁坏大片森林、农田和绿地，大兴土木修建体育设施，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其次，体育项目的进行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每届奥运会筹办期间将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如举办措施不当将会大量破坏森林环境、矿产等资源和污染环境，甚至导致生态失衡。再次，运动会期间会产生大量的污染。奥运会举办期间，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旅游者观众等云集奥运会举办城市，给当地交通造成压力，并由此带来空气和噪音污染，大量聚集的人群又在不断地制造垃圾，这些都更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奥运会的水上项目也会污染水域，冬季项目会破坏植被，损害自然景观。体育运动与环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如27届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的400万居民就有50万人选择离开这个城市，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忍受奥运会带来的吵闹喧哗的城市环境。
这一时期的体育绿色化明显是在绿色运动压力下的一种不自觉的选择，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体育的绿色化只是在体育与环境的二元技术层面做出反应，不免带有被动应付的痕迹和追赶时髦的嫌疑。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激增，为了消除和减少奥运会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祸患，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育界及相关人士开始对开展体育运动的行为和理念作出反思和多方面努力。
四、绿色体育与绿色伦理
绿色体育是绿色伦理的组成部分。绿色体育克服了“人一运动一环境”之间的割裂和破损，把体育融入社会，使体育与经济、生态相结合，要求在发展体育事业的同时伦理地对待与体育运动相关的自然界。绿色体育不仅需要形态结构的表象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还需要生态功能的内在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管理体制、生态保护意识)，更需要动态机制的潜在绿(拼搏竞争、协同共生、自力更生)。不仅要绿在地上(环境绿、景观绿)，还要绿在流中(生产绿、消费绿)，绿在心里(观念绿、行为绿)。
体育与绿色的融合，反映了绿色运动的强大势力和体育运动的顺势而动。实际上，如同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均来自自然界一样，体育也是孕育于自然的。从体育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体育与绿色生态环境密切联系的枝枝脉脉。无论是道家所追求的把自我主体融人大自然的自然养生体育，还是古奥运会和西方田径的自然竞争，无不蕴涵着人们对绿色生态环境的向往。东方的气功、武术、五禽戏、养生保健功等等民族体育项目，是东方人在绿色生态环境中生存和生产的产物；西方的现代5项则是西方人在绿色生态环境改造与创造中产生的。古代奥运会冠军最初获得的最高奖赏，是绿色橄榄枝编制的桂冠，现在奥运会奖牌上一直刻有橄榄枝的图案，它是智慧女神奉献给人类的宝物，进而寓意为人类绿色和平的象征。东西方体育与绿色自然的共源性和亲和性，使已进化和发展到远离绿色自然的人类，又不得不回头寻找体育曾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绿色家园”。绿色环境是体育运行和发展的场所和资源，它为人们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绿色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体育的运行和发展，影响着体育运动需求的内容，影响着体育社会活动和体育交往的规模。同时，体育社会活动也改变着绿色生态环境的面貌，体育人口影响着绿色生态环境的平衡。体育制度、体育社会意识、体育价值观念等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体育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改善和保护的动态平衡，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五、绿色体育与生态文明
从体育以健康为初衷到体育也以绿色为旨归的进步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变，而是体育价值观的改变——体育不仅具有为自我身体素质的提高、为他者观赏的娱乐等功利色彩、商业韵味，更有着为世界环境的改变做出独特贡献的伦理精神，有着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独特品质。体育改变着环境，环境改变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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