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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问题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标准》
这两句话，第一句讲语文的多重功能（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文化载体），第二句讲语文的基本特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合起来讲语文课程的性质。
朱慕菊主编的《走进新课程》对这一表述的评价是：“摆脱长期以来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正面论述语文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钱梦龙先生则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就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互相依存，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人文内涵，那么这个语言的外壳就是空的；同样，离开了语言外壳，人文内涵也就不存在。
但是钱先生又认为，把工具性和人文性并提不见得合适，因为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语文是工具，但不是一般的工具，它本身就包括很多人文的内涵，即工具性本身就带有人文性，因此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并提不见得科学。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恐怕以后还要争论下去。
钱先生还批评了我国语文界长期以来在语文学科性质认识上的“性泛滥”现象：什么人文性、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朦胧性、实践性、科学性……谈得玄乎得不得了。他还引用了一些语文老师的意见：我们不管它什么“性”，不管这各种各样的“性骚扰”，让那些对“性”感兴趣的专家去议论吧，反正我就这么教语文。
其实，世界上好多国家的国语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都没有关于国语课程性质的表述，而是开门见山就谈教学任务和要求。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麻烦而有意回避，而是在他们看来，国语课就是教国语的，就是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自然包括其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自找麻烦，甚至争论不休。
但是这事在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一是因为我们从孔夫子以来就有干什么都要讲个名分的习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二是建国以来几次大的折腾，语文教学也深受其害，语文课一度上成了政治课、思想教育课，几乎完全迷失了自我；后来矫枉过正，一味强调工具性，形式主义又有所抬头。这样摇过来摆过去，造成了语文课程性质认识上人为的混乱，因此确实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语文课程以本来的面目，这也实在是无奈而又必要之举。但愿将来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去争论“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
二、关于正确认识教学中师生关系的问题
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语文课程标准》
对话具有双边或多边平等交流、彼此互相尊重、不把观点强加给对方的特点。把语文教学定位在“平等对话”上，体现了语文课程改革民主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增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一说到民主与合作，我们便会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东方圣人”孔夫子就发明了“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论语》中记录的他和学生们的两次关于理想问题的讨论。
一次是老先生与他最喜爱的两位学生谈人生理想：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另一次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围着孔老师谈治国理想。老师一开始就鼓励大家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龄稍微大一些，而不敢说话。”当曾皙想说出与别人不同的想法而有点犹豫时，孔子说：“没关系，也就是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而已。”对于比较满意的发言，他马上表示赞赏；对于不大满意的发言，他并不急于当面否定，以免使学生难为情。
在这两次谈话中，孔子三次说到了“各言尔志”这句话，看来“各言尔志”是孔老先生的口头禅。不要小看这个口头禅，正是它体现了孔子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平等、开放、激励。
既然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那么教师就应当是“仆人”了。不过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仆人，即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那么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的凭借又是什么呢？就是课程，是教材，于是就出现了教师、学生、教材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平等对话”的角度看，可不可以把教材看成师生对话的“话题”？
还有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它是河北省衡水中学的李金池校长提出来的。李校长说，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学生所要认识的客观世界是客体，而教师应该是“媒体”，一种在诸多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体。
好一个“媒体论”！这是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作用和价值的准确定位：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如果媒体的中介作用发挥不好，主、客体的联系肯定要受影响；如果媒体由中介变为“主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还可以打一个比方：教材是“窈窕淑女”，学生是“谦谦君子”，教师的引导就是传递婚恋信息的“媒妁之言”，而学校和课堂则成了“君子”们“寤寐求之”的花前月下，成了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婚姻介绍所”。
这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个“红娘”。等张生和莺莺走到一起了，红娘就不要在二者之间充当“第三者”了。
三、关于阅读的个性化问题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
阅读和欣赏是一个见仁见智、万众万心的极富个性化的心理过程。客观世界的丰富性决定了认识主体的复杂性和认识过程的多元化。
在论及《红楼梦》的主题时，鲁迅先生也说过同一类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们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即使是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个阅读对象，也常常由于情况变化而改变看法。恩格斯对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漂亮的朋友》就曾有过这样的认识过程：
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我反复思考了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第二天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
叶至善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父亲叶圣陶30年前与他谈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时的一段对话：
有一回，记不起从哪儿开的头，我说毛主席的两首《沁园春》，念起来实在带劲。父亲点头说：“不但意境开朗，调子也选得准……几乎全用四字句，还排列得整整齐齐，别有一种情调。你就背一首试试，就背毛主席的《雪》。”
父亲端起酒杯听我背，听到“顿失滔滔”，急忙呷了一小口，“你听听，”他说，“这一连串四字句，像不像一支接受检阅的队伍。‘北国风光’像举着一面大旗在前头开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紧跟两位护旗的战士。接着的‘望长城内外’，可不是一般的五字句，头里的‘望’字像位司令员，带领着‘长城’、‘大河’，各四个字两句，成双成对大踏步走来，合着进行曲的拍子。你先前念，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不曾注意，”我说，“我没想到跟别的调子作比较。只觉得这个‘望’字还得往下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又一对四字句，直到‘欲与天公试比高’才能收住。为了勾勒出雪晴之后‘红装素裹’的景色，竟调动了这样气派的一支队伍。”
在众多关于《沁园春·雪》的鉴赏高论中，叶老的心得无疑是极有新意的“这一个”，庶几可以作为“多角度、有创意地阅读”的一个范例吧。
古人说：“文贵自得。”懂得这一点，才算懂得了阅读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