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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高校战略联盟是高校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重要战略手段。站在不同角度可对高校战略联盟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种类的战略联盟肩负着不同的联盟功能。针对中国高校普遍缺乏联盟经验、联盟实践中存在诸如强制联合、契约执行不力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政府引导基础上的自愿联合；构建契约执行的监督与奖罚机制；由浅入深的联盟发展模式；联盟伙伴选择的评估机制。
论文关键词：高校联盟；联盟动因；联盟分类
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建设投资的规模性以及生产的专业性对企业间的战略联盟产生了客观需求，通过战略联盟企业可以共担风险、降低成本，因此战略联盟成为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间普遍使用的一种经营策略。虽然高校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运作过程中会遇到与企业类似的问题，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投资的风险性等，企业经营实践已经证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构建战略联盟，这就为高校间的战略联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高校间的战略联盟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但在中国却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中国高校发展的未来走向是参与国际教育资源的竞争，跻身国际一流高校行列，要实现这一目标单凭某一个高校的实力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有条件的高校应该联合起来，通过资源共享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对国内高校战略联盟来说，虽然有国外高校联盟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联盟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联盟方式和动因。为了更好地应用联盟策略，有必要对高校联盟的规律性进行分析。
一、 高校联盟的动因
严建援、梁家强等国内学者从资源驱动、竞争战略驱动和学习驱动等方面对企业战略联盟的动机进行了文献综
述，其对企业战略联盟动因的分析为研究高校联盟提供了一种思路。各种联盟组织的形成都有其特定背景，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联盟意图。初始的联盟动因会随着联盟的深入而不断发生变化，联盟形式也会由局部联盟向全面联盟发展。联盟的稳定性取决于联盟目标的实现程度，联盟目标的实现和提升会进一步促进联盟向深层次发展。形成联盟组织的初始动因可能非常简单，比如美国著名的高校联盟组织“常青藤”，形成该联盟组织的初始动因就是对当初的全美体育联赛的反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各高校间的体育比赛非常盛行，以至于体育比赛成绩成为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能在比赛中获得好的名次，各个高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中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特长生，不惜用高额奖学金和降低录取分数的竞争手段吸引具有运动天赋的考生，这种局面引起了一些高校的不满，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于是签署一项协议，声明取消体育项目奖学金，并结成橄榄球竞赛联盟，在四校间进行比赛。当然，目前的“常青藤”高校联盟不仅扩充了联盟成员，而且联盟项目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体育赛事的联盟，已经涉及了SAT联考、学术、财务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结合已有的高校联盟案例，可将联盟动因归结为以下几类：
1. 避免恶性竞争。竞争是市场保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证，竞争促使组织不断提升运行效率和产品、服务的质量水平，促使产品技术创新。但过度的竞争或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的恶性竞争不但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会引导市场向非预期方向发展，比如前述提到的在形成“常青藤”高校联盟之前，全美体育比赛及招生中的过度竞争损害了正常的办学目标，而“常青藤”联盟组织的形成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联盟成员参与这一恶性竞争。
中国招生领域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国外知名高校及香港高校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中国高考生源争夺的竞争，优质生源的流向是衡量和维护高校声誉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高校生产高素质人才的根本保障，所以各高校非常重视优质生源的竞争，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剧，各高校不但提出诸如高分奖励、专业任选等措施以吸引高分考生，甚至有部分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采取了非正常手段，比如不断给考生打电话、发短信，还有个别高校冒充竞争对手的招生人员通过欺骗手段让考生打消报考竞争对手高校的打算。这种高校间的恶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拔标准单一（高考成绩）造成的，为了实现选拔标准的多元化，避免高校间的恶性竞争，国内部分高校形成了自主招生联盟，比如分别被网友称为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约”联盟和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华约”联盟，自主招生联盟联合出题，统一组织考试，共享考试成绩，在充分尊重考生兴趣和选择的基础上，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这种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校间的恶性竞争。
2. 增强高校整体竞争实力。战略联盟可以使联盟成员分担来自外部的竞争威胁，降低抵抗竞争威胁的成本，增强抵抗竞争威胁的能力。中国高校，特别是国内一流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竞争威胁是国际著名高校对国际教育资源（包括优质生源、师资等）的争夺。无论是财力还是学术影响方面，国内任何一所高校在国际教育资源分割竞争中都是处于劣势地位，只有通过强强联合，按照一定协议，集中优势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教育资源的竞争，才有可能在竞争中抢占一定的市场份额，跻身国际一流高校行列。中国内地九校联盟（C9）及卓越联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这两个联盟组织的宗旨都是通过在人才培养中的合作与交流实现成为国际一流高校的目标。 4. 发挥特色优势。专业近似的高校在联盟中的资源共享度和融合度会更高，联盟所带来的收益也更大，比如中国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战略合作联盟，该组织中的联盟成员都是一些理工类高校，这些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共性，通过战略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共赢的结果。
二、 高校联盟的分类
高校战略联盟思想来源于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的企业战略联盟理论，杨曼对企业战略联盟的分类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综述，汪怿、阳荣威、彭妙和刘要悟等学者结合国外高校联盟案例对高校战略联盟与合作的几种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他们都是站在资本运作或联盟功能的角度进行的归类分析。与上述不同，笔者从区域位置、伙伴选择等角度对高校联盟进行重新分类，使其更能接近高校联盟的规律和性质。 "
（一） 按地理区域划分为区域联盟和跨区域联盟
区域联盟指参与联盟组织的各个高校来自于同一地理区域，如果该区域局限于一个城市，则它的一个明显好处是便于高校之间共享实物资源，比如方便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学分和图书借阅。但这种形式的联盟要求该区域内高校比较集中且对等，一般只有大中型城市才满足这种条件，比如重庆大学联盟，它集中了重庆市内的6所实力较对等的知名高校：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和四川外语学院。更多时候区域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某个城市，比如武汉城市圈高校联盟，联合了武汉城市圈内的7所教育部属高校和18所地方高校，武汉城市圈职教联盟联合了武汉城市圈内43所高职院校以及40多家大型企业；再比如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包含了安徽省内的14所应用型本科院校。这种大区域内的高校联盟，主要功能是提升区域内教育竞争实力，使得区域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跨区域联盟指参与联盟的各个高校来自于不具有规律性的不同区域，相对于区域联盟，它对于联盟伙伴的选择范围空间更大，联盟功能更多体现于管理层面和战略合作领域，资源共享方面主要体现于知识资源的共享，包括组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识，侧重于研发项目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比如美国常青藤高校联盟，它们的合作领域包括招生联考、财务支持和行政管理各个方面，中国的九校联盟则强调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中的合作与交流。
（二） 按合作领域可划分为局部领域合作和全面合作 全面合作指联盟成员之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财务支持和行政管理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这是一种层次更深入的联盟合作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是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则会更稳定，因为经过长期博弈，联盟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已经趋于合理和稳定。美国常青藤高校联盟就是由局部领域合作向全面合作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该联盟成立之初主要局限于体育赛事的联盟，随着联盟的深入，其合作领域也逐渐扩张，目前已经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财务及行政管理的全方位合作，合作领域很广，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并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稳定，各联盟成员也从合作中受益匪浅。中国内地以自主招生考试为纽带形成的两大联盟组织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尝试扩展联盟领域，以实现更深入层次的合作关系。由于这两大联盟组织中的高校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们的成功合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三） 按联盟对象实力可划分为对等联盟和非对等联盟
对等联盟指联盟成员间的实力相当，这些高校在目标定位及资源分布上相对较为接近，共性的目标和需求是他们联合的基础，资源质量和分布密度的近似性为他们之间的联盟提供了可行性。如果联盟成员间的资源质量和分布密度差别很大，则实力较强的联盟成员从联盟中得到的收益与对联盟资源共享的贡献之间的比值将会很小，相应的参与联盟的激励也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的联盟将非常不稳定，所以，对等联盟是高校联盟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现实中的高校联盟大多也都遵循这一原则，比如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由包括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等在内的20所英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组成，该集团内的大学虽然只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10%，但是却创造了全英60%以上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中国的两大自主招生阵营分别由7所“985”高校组成；武汉城市圈职教联盟包含了城市圈内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这是一种弱弱联盟，弱势高校之间通过联盟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因规模小而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三、 高校联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由于中国高校普遍缺乏联盟经验，联盟实践中存在着诸如强制联合、契约执行不力、联盟不稳定等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政府引导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多年的发展惯性及环境使得中国高校缺乏主动合作精神。中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和锻炼，遇到问题习惯凭借自身力量去解决，缺乏主动合作精神。此外，中国高校多年来的发展环境比较平稳，高校间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并且高校间的资源重复率很高，优势互补性不强，这也使得高校间缺乏合作动力。高校之间的成功合作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增进高校间的相互学习和沟通，完善高校组织结构，提升高校管理水平。高校联盟的这些收益目前并没有被高校充分认识到，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政府应有意识地引导高校的联盟。政府在引导过程中一方面要让各高校充分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从政策上提供优惠措施，以利益驱动各高校的自愿联盟。如湖北省教育厅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合作，制定了一些相关支持政策，如建立支持合作计划项目库，实施“彩虹学者计划”和奖励政策。
2. 构建契约执行的监督与奖罚机制。政府引导下的高校联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联盟的契约背离风险。联盟契约的执行需要联盟成员支付一定的执行成本，而联盟收益却往往是隐性和长期的，对于缺乏长期发展规划的部分高校而言，联盟极易流于形式，此外，高额的背离收益也会为联盟成员的背离提供利益驱动。当契约本身所包含的利益约束不是很强时，就需要第三者对契约的执行进行监督，由于高校联盟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社会，所以政府更有动力监督契约的执行，为此，政府应研究制定契约执行程度的评估机制。对于战术性联盟，由于契约的可操作性很强，相对来说评估也比较容易，但对于战略性联盟，由于契约涉及内容多为高校间的长期发展目标及管理层次的合作，契约执行情况的评估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科学合理的契约执行评估机制不但有利于政府的监督，而且为契约执行情况的奖罚提供了依据，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的落实要依据契约的执行程度。同时，对于背离契约的行为，政府可在财政投入、招生指标、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惩罚，惩罚力度越大，越能有效降低高校背离联盟的可能性。
3. 由浅入深的联盟发展模式。高校的联盟应从简单的局部领域的项目合作开始。中国高校普遍缺乏联盟经验，简单易行的局部领域项目合作的成功概率更高，为联盟高校提供联盟经验和信心，并且这种初级形式的联盟也易于政府引导和监督。联盟高校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信心为高校间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成功的保证。局部联盟合作的成功和收益极易促进高校间的深入合作，这种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联盟发展模式可以保证联盟稳态发展。
4. 联盟伙伴选择的评估机制。联盟伙伴的选择应取决于联盟目的。不同的联盟意图应选择不同的联盟伙伴，对于资源共享性的联盟应强调资源的对等性和互补性，对等性体现于资源的质量和规模方面，互补性体现于资源的特色上。资源的对等性为高校间的联盟提供了可能性，互补性保证了联盟的收益性。而对于风险共担性高校联盟，应强调联盟成员的风险威胁，侧重于评估高校发展风险程度和风险种类，只有风险程度和风险种类近似的高校通过联盟才能有效降低风险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