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公民的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之一。但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当中，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体制的转变和社会多元信仰等冲击着我国公民正确法律信仰的形成。因此，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应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培养公民的法律认同；完善法律信仰的制度条件和法律运行的体验感受。
关键词 法律信仰 法律权威 依法治国
作者简介：高瑜，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周妍，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和部署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强调要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换而言之，只有公民培养了正确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信仰，才会知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依法治国才能在中国具有社会氛围和社会土壤，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的那样：“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这强调了公民树立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我国正处于大转型期当中，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利益的分化和价值的多元等问题的存在，深刻影响着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强化，进而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
二、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形成的现实困境
公民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基石之一。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社会经济体制转变以及个人存在的多元信仰对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权威的树立造成了冲击和不利影响，这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的冲击
清末以降，我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在经过了上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提高后，我国正在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转变过程当中。而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既存在着传统的伦理式的社会行为规范，又存在这现代商业社会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会行为规范的重叠一方面可以发挥“叠加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为规范逻辑的冲突。在传统中国社会，社会行为的调节主要依靠道德、伦理等柔性的规范，并形成一种“无讼社会”。然而，这种道德、伦理等行为规范所只向的标准都不能超脱人伦而存在，因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在此情形下，社会是非标准飘忽不定，因人而异，显然与现代国家格格不入。这种道德式和伦理式的行为规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广阔的空间和土壤。另一方面，我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现代社会诸多因子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法律这种行为规范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但是法律是一种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评判行为的标准不能因人而异。这样就造成了社会发展转型期当中的当代中国，既存在着柔性的道德行为规范，也存在着刚性的现代的法律规范，这种规范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较量，成为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当中公民法律信仰培养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二）中观层面：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变的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进入了社会各个领域，也进入了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国家本位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控制，公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的矛盾纠纷都基本上通过党或政府的机制来解决。然后，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从社会部分领域的事务中退出，给予了社会一定的自主空间。然而，政府“国家本位”的理念并未完全消除，甚至还在很多层面发挥着作用，如权大于法、官员干预法院审判、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等等。在现行的体制当中，司法机关要受到地方的领导甚至受到地方的肘制，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机关事务的案例时常出现，使得司法权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进而无法发挥司法的权威，保障保证法律的公正性。这些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也在无形当中冲击着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冲击着法律的权威。因而，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当中，应当建立和完善现行的司法体制，充分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全体社会成员和组织都要敬畏法律，形成“法律至上”的理念。
（三）微观层面：我国公民多元信仰的冲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过近40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引起了公民信仰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的控制，体制外资源难以获得生存空间，此时公民个人只能在国家体制当中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资源，此时公民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在社会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开始从诸多领域退出，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公民个人也可以从体制外获得必要的资源。经过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阶层开始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也逐渐分化甚至出现局部的对立。这种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的分化必然会造成价值的分化，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并在社会中形成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各个思潮之间相互冲击和影响，对于法律的本质、法律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法律的权威如何树立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信仰。另一方面，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在政治文化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造就了权力至上的观念，使人们崇尚权力，用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这种权大于法的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也对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造成不利影响和冲击。
三、强化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
（一）法律信仰形成的根本条件：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此，要形成正确的法律信仰，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而法律和法律信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受到经济基础影响和制约的，需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我国现在具体情况而言，我国法律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产物，需要在一种平等、自由、安全、正义等理念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能够满足人们多元化需求的市场经济基础，是法律信仰成长的物质要件”，因而，我国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提高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为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信仰体系奠定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
（二）法律信仰形成的道德条件：法律认同
公民要形成一定的法律信仰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因而需要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法律教育，进行必要的法律宣传。通过法律教育，使公民认识到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解决矛盾纠纷、惩罚犯罪的工具，而且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是公民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牢记在心里，进而形成对法律的认同。也只有形成对法律的认同才能认识到法律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整个民族的重要性，才能把法律当做是我们社会交往当中的一种保障手段而不是阻碍的方式，最终让公民发自内心的尊重法律、拥护法律，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按照法律思维习惯调整自己的外部行为，是法律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法律信仰形成的制度条件：法律体制
法律信仰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撑，设计到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法律实施的环节。就立法过程而言，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法，能够增加公民的福利和利益，能够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提供便利，只有这样法律才会得到公民的认可。就执法环节而言，执法机关应当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执法，不受到不正常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无论任何人不能超出法律的范围行事，这样必要会形成法律的崇高地位。就司法环节而言，司法机关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干涉，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良好的法律体制，保障法律得到贯彻落实，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使公民树立法律信仰，崇尚法律权威，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制度条件。
（四）法律信仰形成的体验感受：法律实践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因而，要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应当参与法律实践活动。传统中国是一个“无讼社会”，既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轻易告到官府，进行诉讼。这种传统的行为模式对于形成法律信仰造成消极的影响。在现代商业社会，遇到纠纷无法解决，或者合法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应当敢于起诉，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为，只有在自己运用法律的过程中才能更深刻的感受法律的实在，受到法律的精神洗礼，成为一个法律的信徒；对于信仰的形成，仪式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在制定法律有关规定，特别是关于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有关条款时，应当按照当事人最大便利的原则，以便于当事人以最低的成本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参加法律实践，从法律实践当中体验法律的权威，进而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
四、结语
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要积极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不仅仅是党和国家本身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参加，特别是全体公民的参与。而公民参与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崇尚法律，具有法律信仰。虽然我国处于大的转型期当中，面临着种种不利于公民形成良好法律信仰的困境，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不动摇，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体制、机制，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必然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