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我国和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欧洲的通商大道。它的开通和发展，虽有政治上的需要，但其更大的动力和基础，正如它的名称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于经济交往的需要。商品交换、人员往来是连接这条横贯亚欧通道的重要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西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古代中外商旅们，不畏艰险、冒严寒、顶酷暑，长期奔波于这条通道上。他们为促进各国友好往来和加速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凿空”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由此可见，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上了。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开通后，西域各国纷纷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许多富商巨贾见此争着上书，想借政府资本到西域谋取暴利。争当使者之风盛行于帝都。一时间，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况。据文献记载，当时丝绸之路上已是“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团很多一部分是假借汉使名义赴西域去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等国。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印度和罗马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一年之中多至数千人。在西域出使中国的使团中，也有不少是商人冒充的。他们假借“贡献”为名，以获取中国政府的超量“赐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已，独河西较安定，外商纷纷改在河西贸易。这一阶段，丝路上最活跃的商人是中亚粟特人。按中国史籍记载，这是个“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有无所不至”的民族。大约在公元4―6世纪，他们大批前往中国，在丝路沿线的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定居下来，充当起了中西丝绸贸易的转运者，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丝绸输向波斯、印度和东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攻灭北凉时，就在北凉首都姑臧发现了好几千粟特商人。北魏统一中原后，西域商人纷纷东来，使北魏首都洛阳出现了商贾云集的现象。北魏政府为了接待这些商人，特在洛阳城外伊河和洛河之间设立了“四夷馆”。在这里定居的外国商人达万余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洛阳成了万商云集的国际贸易中心。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的商贾们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行进在万里丝路上，从不间断。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
丝绸之路开通后，历代王朝为了维护地方秩序和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至西域的千里丝绸之路上修筑烽燧堡垒，驻屯戍兵田卒，设立关卡驿站，为来往商旅使者提供安全保障、食粮补给和休息场所。近年来从敦煌、玉门、楼兰、于阗、疏勒等地的烽燧、驿站和屯田点中发现了大量的汉简和实物，其中有汉代的苣（点烽火的草把）、麻纸;有铁锄、渔网等农具;有古代戍兵用过的燧石、陶碗、梳子、笔砚等日用品;有古代的粮食大麦、小麦、谷子、青稞等，这既反映了万里丝路上戍兵们的艰苦生活，又充分证明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民，才使丝绸之路这条中西交通命脉能够长期繁荣畅通。
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使民间往来迁徙日益频繁。据公元5世纪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的《史记》记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
唐玄奘西行时，也在怛罗斯西见到一座小孤城，城内有居民300余户，全部都是从中国内地迁移去的。此地远在碎叶以西，时间也在建立安西四镇以前，这是内地人民沿着丝绸之路迁居生息于中亚的又一实例。
在中国人迁居西域、中亚的同时，中亚和西亚等地人民也沿着丝绸之路大量迁居到中国。特别是到了唐代，由于幅员辽阔，与外界交往频繁，所以来中国的外国移民特别多。他们有的在中国担任文官武将，有的则成了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和天文学家。
中亚、西亚移民不但在唐朝出任武将，而且还大量担任文官。据《北梦琐言》记载，自大中至咸通（847―873年）20余年间，被唐朝任用宰相的就有白中令、毕P、曹确等人，以至宰相崔慎猷叹道：“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这么多外裔移民出现在唐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既充分显示了唐朝对外开放的气魄，同时也说明了外裔移民影响之大。
民间往来的加强，也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例如李、李舜弦兄妹两人，生于波斯，后随其祖辈移居四川。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出身于中亚或中亚人的后裔。齐时乐工曹妙达、安米羽、安马驹均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唐初此风依然，乐府伶工仍多外国世家。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均是中亚曹国人，唐玄宗时住在长安街东，号称琵琶第一手的康昆仑和筚篥高手安万善则分别来自康国和安国。歌手兼舞蹈家米嘉荣、米和郎父子则来自于中亚米国。侨居长安的康国画家康萨陀和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一起传入了印度画法，他们所做的佛画、人物、花鸟充满异国情调，对唐代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司天台”（天文台）有不少印度天文学家。其中长期侨居长安的伽叶、翟昙和俱摩罗3家最为著名。特别是翟昙氏一家祖孙4代人都服务于唐代的司天台，延绵110年以上，为唐朝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丝路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中，有两位很著名的人物，其中一位是旅行家杜环，一位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杜环出身望族，是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子。天宝年间（742―754年），他随唐将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沿着丝绸之路出征西域。此时大食的势力已扩展到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等小国多次请求唐朝出兵相助，唐朝政府没有同意。公元750年，拔汗那王与石国王不和，请中国皇帝援助。高仙芝以石国王不遵守藩臣礼仪为名，发兵讨伐石国。石国王请降，高仙芝假装同意，但突然攻破石国，杀老弱，虏壮丁，搜括财物，并将石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求告于西域各国，各国愤怒，准备联合大食以进攻安西四镇。6月，高仙芝率军3万，进至怛罗斯城，在此与阿拉伯军队大战一场。战斗中，原与唐军联合的葛逻禄部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只剩几千人撤回安西，2万余人被大食俘虏。杜环就是2万被俘唐军中的一个。他离开怛罗斯城后，往西南行，到达石国。渡过真珠河（今锡尔河），南行到康国，西行渡过今阿姆河到末禄国，然后沿着伊朗北部到达伊拉克和大食阿拨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城），再西行直到地中海东岸，走完古代丝绸之路的全过程。他还漫游了阿拉伯地区，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确曾到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中国人。11年过去后，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返航，最后在波斯湾乘上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踏上归程，最后抵达广州。
公元762年，杜环回国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经行记》一书，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中国现代学者陈垣认为《经行记》是“中国典籍记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确者”。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经行记》是“关于拂H方面唐代之第一手史料”。
《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部向欧洲人系统、真实地介绍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及中国的巨著。从书中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完整地走过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过程。不愧为“横断亚细亚全洲的第一人”。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可・波罗“所至之地，所见各国，莫不详举其名，考风辩俗”，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还满腔热情地向欧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富强、文明，并以敏锐的眼光，将中国的驿站制度、常平仓制度、纸钞制度，以及航海、造船和用煤作燃料等许多新奇的事物向欧洲人民作了介绍。这对禁锢于中世纪神权统治之下、孤陋寡闻的欧洲人无异是开辟了一个知识的新天地。灿烂的东方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世界，这对于打破隔阂，相互沟通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其游记也使欧洲人对东方的富庶，文化昌盛青睐备至，推动了15世纪欧洲至美洲新航路的发展，为世界性的大交融奏响了前奏曲。
频繁的商旅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各国间的了解和相互学习。友谊的种子，就是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播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