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居前两位的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在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但又基于各自利益而在技术转让、资金到位等方面存在分歧。本文从全球气候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分歧及其原因，并根据建构主义学说提出中美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气候外交；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君艳（1980-），女，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科研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国际政治。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Kurt Mcamphelled，2008）。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没有排放量，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free-ride effect）。“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作为成员国，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力也较小，而在整个集团中，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计算相对困难，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因此，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关孔文，2012）。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一、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成效及动因分析
二、中美气候外交领域的分歧及原因
在国际社会上，美国和中国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形象代言人” 的。尽管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成就斐然，然而，由于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等差异，中美两国在气候外交中存在着立场和利益的对峙。与双边层面环境合作的蓬勃开展不同，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严重对立的，比如说，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的共享问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持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美国政府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应当承担责任，因此“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区别”的责任是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程度以及能源使用情况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董勤，2009）。而在中国看来，如前面所述，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更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如果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那么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也会令人满意。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基欧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物质结构，即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对于行为体的实力分配、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模式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合作的一个基础，“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陈岳，2011）。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首先是两国对于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歧义。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美国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代表着伞形集团利益，而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双方在身份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发展背景和发展前景的不同，敌对的看法很容易使两国相向而对。
两国的信任感的缺失很容易忽视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而着眼于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如前所述，气候外交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品，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及其明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曼瑟尔・奥尔森，2011）。利益的错位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履行《议定书》内容，美国国会则认为如果兑现了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的承诺，其经济复苏计划定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前景展望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如何实现双方跨越式的战略合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双边的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和多边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
一是要实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合作的基础源于认同的一致，中美应该从经济、政治等高度进一步实现战略互信。在 “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认同”的理念下，奠定双方最基本的信任基础，使两国气候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战略互信首先要转变身份认同，尽管两国的基本国情存在本质区别，但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切实推进与实施，美国越来越需要重新审慎对待中国的排放现状，进而重新理性定位中国的环保形象。中美两国只是大集团中的参与国，没有能力躲避自然给他们的惩罚，也无法回避“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和参与治理的责任。
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共识。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突破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提，两国需要认识到加强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所带来的互惠利益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是在合作的行动中检验认同的一致性。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于鼓舞其他各国展开行动有着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在双边高层方面，开展两国高层峰会，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交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至2002年开始的高层对话模式，在一些领域已经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应该继续重点扶持，将更多领域的话题引入到对话中去。加大科研投资，必要的合作机制创新，给予双方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双边的民间交流中，政府应该放宽条件，鼓励推动民间企业和个人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合作。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方便，还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同时，对于媒体宣传需要一定的引导，利用新兴网络技术，推动优秀影片、书籍走向对方国，加强“正能量”在民众间传播。举办青少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体验夏令营等活动，让新一代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
五是在多边谈判上，双方应该引导不同集团的成员国谋求共识，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慷慨的辅助弱势国家和组织，给予它们技术培训，资金援助。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国际话语权最重的大国，将自身的国际权威化作国际合作的姿态。
六是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合作。气候谈判难以落实很大程度在于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同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完整结构，国际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完全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权威性机构来统领世界，因此，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很难存在一致性的举动。但就目前取得的成就来看，联合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联合国它长期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秩序、确立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主导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进程、制定科学权威的评估报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安排，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Robert Gilpin，198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一直引领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因此，推动中美在气候外交上的合作仍然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
中美先后都签署了《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两个文件对两国都存在着约束力。尽管美国一再想要另辟蹊径，独当一面，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依旧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在两国自身做出努力的同时，应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这一气候谈判的东道主，必要的联合一些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强行推行。联合国秘书长发挥个人影响力，积极斡旋，推动气候大会往实质性方向进展，而不是成为各国作秀的舞台。 从国际格局角度，多极格局还是存在极大优势的。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尽管内部问题重重，但就气候问题上仍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进而通过三角关系的掣肘来扭转中美两国因政体形式带来落实行动上的不对称。
注释：
②新华社.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J/OL].
④李侃如，桑德罗.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题论文系列：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C].2009-01.
⑤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N].南风窗，20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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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9]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of World Politic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