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在中国已经明确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于4月10日签字 。
一、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做出的让步 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是关贸总协定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最困难的部分，此次《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又是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应该达成的双边协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美双边谈判一直难度很大，中方早在年初格林斯潘访华时就已经表示，准备做出重大让步。
协议签字之后，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指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做出的让步主要是“同意取消这些针对我们的谷物、柑橘和肉类的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壁垒，将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向中国巨大的市场大幅度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他称赞这份农产品贸易协议是“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突破”。
因为中国同意美国西北部7个州的小麦可以直接从西雅图出口，从而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价格竞争优势。过去所谓“有争议的壁垒”，主要是中国为防止这些地区的小麦黑穗病（TCK），而禁止直接从西海岸进口。
国内有文章认为，这个协议只是对关税配额（TRQ）做了调整，因为“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实行的是严格的配额制度，主要是由中国粮食进出口总公司及有关部门核准的公司负责进口。放宽美国的小麦进口只是增加配额和降低关税，并不是敞开国门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也有教授提出“中美农业协议不会影响农民收入”（参见1999年4月13和14两日的《中国经济时报》）。 对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本文不作评论，但为了加深对这个重大事件的理解，谨将互联网上的资料做摘要，以便人们知道中方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在这次双边谈判中所做出的让步：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关税限额（TRQ1-3%）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并且应美国的要求减少国家大贸垄断进口所占的比例。
到2006年，大豆从现在的170万吨增加到330万吨，增加幅度为94%，其中私营部门应该达到90%；小麦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为现在的4.65倍，私营部门最初应有10%；玉米配额从450万吨增加到720万吨，如果达到则为现在进口量25万吨的28.8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40%；大米配额从260万吨增加到530万吨，如果达到则为现在25万吨进口量的21.2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50%。到2011年，棉花要从现在的20万吨增加到89.4万吨，为现在的4.47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67%……。
此外，中国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美国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而且到2011年前，中国除了在总体上把农产品关税降低到17%以下，还应进一步对美国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降低到14.5%的平均关税。
其中大豆仅3%；肉类和水果10-12%；乳制品12-19%；红酒20%。
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中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首先是国内拟通过粮食出口削减已经超过2千亿公斤的仓储看来已不可能。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研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18年来基本上是下降趋势；而我国则相反，除了1989-91年和近2年情况比较特殊，20年来大多数年份粮食价格是上升的；并且1979-82年和1994-96年曾经两次大幅度提价。
前者可以认为是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推行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临时性补偿；而后者则是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 。 统计资料表明，国内粮食价格自1993年下半年以后，长期在“天花板价格”之上运行（其中仅1994年上半年因外汇改革本币贬值而在3-4个月的短期内略低于国际价格），个别时段的个别品种国内价格比美国高约1倍。
以玉米为例，今年3月份国内市场平均价格1.44元/kg;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0.72元/kg。即使考虑运费，中美粮食差价仍然悬殊。
因此，会造成我国连年丰收后已经涨库的粮食，如果不补贴就难以出口；如果放开市场就更没有销路。其次是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
我国粮食与人口的增长高度相关，而且粮食消费的替代弹性低。最近3年的粮食供给过剩是因为在1994-96年连续两次提价幅度达105%（与1993年比）的政策刺激下，于1996年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产量目标。
但人口并没有提前增长上去，若按照年增1800万人正常情况计算，等于少了9000万人去消费粮食，当然会造成粮食过剩。 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以计划手段稳住产量。
而农民在不能优质优价的计划价格约束下，其反应是继续追求低质量、高产量。这是我国高面筋度的小麦和优质大米的种植面积增加不快的根本原因。
如果进口粮食质优价廉而国家又不能通过计划价格或直接对农民的粮食生产予以补贴，则我国的粮食生产 就难以稳定。其三是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的情况下，中西部传统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会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大多数传统农区农民从种植业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如果种植业受进口冲击比较收益进一步下降，农民种地就只能亏损。
其实从理论上看，农民收入是对农业剩余的分配，农业剩余分配也就是地租分配。粮食这种资源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根本上来源于地租。
土地面积越大地租就越多。中国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的细小规模农业，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得到的剩余本来就微乎其微；显然不能与美国平均数百公顷、农业剩余上千倍于我的大规模农场竞争。
因此，中美之间的粮食贸易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竞争 。 本文根据近来国内公开的和互联网上发表的资料分析，认为不仅这次农产品贸易协议对国内的影响应该重视，而且后续谈判如何进行更值得关注。
因为“克林顿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在这个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是关系到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问题。它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法律框架，迫使它根据西方式的贸易法律行事。
它将使市场极大地开放，从而及早地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NewYork Times，04/10/1999）。 既然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而美国不仅始终没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反而“现在坚持这样的要求：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应该让美国有权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参考消息，99年4月13日）。
有鉴于此，中方当引以为训，至少要以我国已经做的让步为谈判条件，在金融、保险等问题产业，以及其它仍然维持部门垄断、本来应先向国人开放的领域中尽可能少让步。否则，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难以避免 被人家“单赢”。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地位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度膨胀、就业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加入以资本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资本对全世界统治利益的世贸组织？加入之后的利弊、利大还是弊大？本来就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史上美国农产品依托“美麦贷款”和“美棉贷款”大举进军中国、把我国的小农经济打得一败涂地的教训。
有西方学者指出，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好比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按照美国定下的拳台裁决规则，与美国的泰森一类的拳王较量。考虑到这个农业协议的让步，是为了在其它领域得利，是以农业让步为交换条件，在国家财政依存的国有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开放上增加谈判地位，那么我们不妨借用这个比喻再引申一下：即使不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而是让中国的武术冠军－－国有企业上去打，倘若必须经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比赛，也难有胜算。
四、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准备 中国在70年代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之后，由于已经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遵循经济规律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国际交换。20年来已经在一般贸易中位列世界10强。
因此有必要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在加入之前和准备期间，我国需要先“练好内功”。
首先是要把单纯追求增长，转变为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 。 我国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过度膨胀和劳动力严重过剩。
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0.6％。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就业弹性到“八五”期间仅为0.1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致只能吸纳60万就业；随着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更小。
因此，0.5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转变增长方式更重要。对于本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的人口大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不断刺激资本增密的机制，形成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机制，否则既有可能在纳尔逊提出“增长的陷阱”中无法自拔；也有可能过分依赖大量贸易拉动经济增长而不得不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