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的主流决定了全民的审美归宿与精神认同。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是历史长河中别有韵味的一个造型亮点。以符号化的、集体性的时代“民俗”进行综合渲染，着力烘托主体人物的思想性，深入刻画其与生俱来的叛逆，应当说，是潜入人物内心、接近他们灵魂的另一蹊径。一个历史剧要体现“这一个”时代的特质，用某一个人物来点化是一种方法，用一个群体来面化也是一种方法。
〔关键词〕男子簪花历史审美精神意象整体文明思维
“簪花”，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服饰风俗贯穿了几乎整个人类史。走马观“花”，从重庆化龙桥东汉献食女陶俑、山西太原晋祠北宋侍女像，到敦煌壁画唐《乐廷h夫人行香图》家属部分、河南偃师北宋砖雕厨娘；从四川忠县三国蜀汉乐舞陶俑到河南偃师墓北宋彩绘铭文砖雕“丁都赛”、南宋《杂剧人物图―――打花鼓》；从唐《簪花仕女图》中的“芙蓉冠”、“莲花冠”、“牡丹冠”，到宋《花石仕女》中的“重楼子”、《宋仁宗皇后像》中的“一年景”，……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皆有“花缘”。或直采的时令“鲜花”，或加工的材料“仿真花”；或单朵插发，或累成“花冠”，……虽花样百出，然百变不离其宗，它始终如一个“花仙子”，在装点着人间，它的审美功能从来都在，源远流长。
……簪花的历史，似乎是一部完整的女性史。
然而，伴随巴陵戏《远在江湖》造型设计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个有关男性首服的元素―――“男子簪花”不时地从历史资料中跳了出来。
原来，在我们的宋朝有过这样一段风光无限的“男子簪花”时期。典型形象有古典名著《水浒》人物。“插翠芙蓉”的“病关索”杨雄，“插石榴花”的“短命二郎”阮小五，“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插金翠花”的“金枪手”徐宁，还有那“及时雨”宋江、“神行太保”戴宗、“没箭羽”张清、“玉麒麟”卢俊义、“一枝花”蔡庆、“小旋风”柴进、“鬼脸儿”杜兴……“鬓边插花”有如水泊梁山众好汉的一个LOG。
就这个话题，有文这样界定。“‘男子簪花’指的是男子用时令鲜花或金银制、绸制、绢制假花插于发髻、鬓角或冠上以作为装饰或礼仪程序的一种风俗。据考，所簪之花有茱萸、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样式。”[1]
从礼、节、娱、乐而言，宋时男子“簪花”，上至天子，下至黎民，可谓无花不欢。从宫廷御宴、官宦雅集、饮酒吟诗、良辰佳节、特定角色、三教九流的“男子簪花”可见一斑。
一、宫廷御宴簪花
关于宋代“宫廷簪花”，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有明确说明。“宋代遇喜庆大典、佳节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花朵式样和使用材料均有记载，区别明确。图像反映更可相互取证。”
宋代的时尚达人当首推皇帝，对花之所好堪称“花痴”。《铁围山丛谈》卷六载，“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东京梦华录》卷之七载，徽宗“驾登宝津楼，……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寮、百司仪卫，悉赐花。”《渑水燕谈录》卷一载，“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赏花、簪花，兴之所至，动辄赐花；所幸者若得皇帝亲戴，则更无上荣宠。
真宗以后“御宴簪花”盛行，宫廷赐花礼仪趋于制度化。《宋史・礼制》对宫廷大宴之春秋大宴、饮福大宴、曲宴、重阳宴、闻喜宴的礼仪制度均有详细记载；《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对“赐花、簪花、谢花”礼仪以及所赐“生花”、“宫花”的品种、颜色、数量、对应官级，也有大量篇幅的描写。凡此种种，礼数严格，尊卑有序。“仁宗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宋史・志》卷六十六）宋朝就是一朵“奇葩”，能把“簪花”从一件极个人的事情做入政治体制，这是空前绝后的。
想像那样一种画面。“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武林旧事》卷一・姜白石诗）“……北望全如花世界。”（《西湖老人繁盛录》）“……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梦粱录》卷六）“都城如此盛典，锦绣乾坤、花花世界，以至四方万姓，不远千里，无不以先睹为快。”（《武林旧事》）时空转世，不能倒回，而天上人间依旧繁花似锦。
二、官宦雅集簪花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宦聚会，附庸风雅，簪花凑兴是宋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宋人笔记周辉《清波杂志》卷三载，“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歧公为y，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宰相。”讲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且簪了同样一朵富贵吉祥的花，故事的四位主人翁韩琦、王、王安石、陈升之在后来的三十年中竟先后都做了宋朝的宰相。这种因“学而优则仕”制造出来的神话，显然只是一笑谈。对此，沈从文先生是这么说的，“宰相传说当然不可信，戴花却是事实。”有趣的是，北宋沈括也将其载入了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乍一看，想不通如此唯心怎会被一个科学家收录，但顺其“山间木荫，率意谈噱”的作著出发点去品味，倒也不失为反映“花瑞”思想的一个好故事。
三、饮酒吟诗簪花 “花酒（指花指酒）满筵有（指席上），酒满金杯花在手（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举杯饮），饮罢了（放下杯），高叉手（叉手），琵琶发尽相思调（作弹琵琶手势），更向当筵口舞袖（起身举两袖舞）。”（无名氏《调笑令》）从流传下来的酒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程序中“插花”动作的存在。
自古，我国就有“饮酒簪花”的习俗，宋时之如前朝，有过之无不及。宋人吴淑的传奇小说《江淮异人录（上卷）・李梦符》里就描写了一位奇人，曰貌如璧人，出口成诗，好四时插花；枉有才气，死于“花酒”坛，做了风流鬼。“……梦符于狱中献诗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不之罪。……”可见此习俗极具普遍性。
所述宋词，亦比比皆是。“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宋黄庭坚词《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藉草成眠，簪花倚醉，狂歌扶手。”（宋刘辰翁词《水龙吟・征衫春雨纵横》）“记年时、多少诗朋酒伴，逢花醉、簪花舞。”（宋陈著词《水龙吟・好花天也多悭》）
四、良辰佳节簪花。
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加官晋爵、婚喜寿诞，在传统中国是人生之大喜。“簪花”，增添喜气，民间礼服必不可少之标志，是为―――“礼花”。
寿喜簪花。宋词关于民间做寿有诸多描写。“寿花戴了。山童问、华庚多少。”（宋孙惟信词《失调名・四十九岁自寿》）“笑钗符、恰正带宜男。还将寿花簪。”（宋邓剡词《八声甘州・寿胡存齐》）“华筵布巧。绿绕红□花枝闹。朵朵风流。好向尊前插满头。此花妖艳，愿得年年长相见。满劝金钟，祝寿如花岁岁红。”（宋王观词《减字木兰花》）无论做寿的、祝寿的，人人簪花，吉祥如意。宫廷做寿更有系统的“寿礼”，对“簪花”装束《宋史・礼制》卷九十九亦有明确记载，“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寿称贺。”卷一百三十载，“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用乐及簪花。”
结婚簪花。我国自古讲究男子“先成家后立业”，尊儒家礼制新郎“冠冕而亲迎”必不可少。礼服随礼性，也就讲究已极。《梦粱录》卷二十载，“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婚礼中，“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坐，……”从记载中可见宋时新郎的装束是穿绿袍子、戴花帽子。对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东京梦华录》卷五）风俗中的“侈靡相尚”，就连以有着“闻喜宴独不簪花”个性的司马光也不多说，虽不满唯曰：“……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宋司马光《温公书仪》）尤见“簪花”及“簪花幞头”在婚庆礼仪中的位置。
节令簪花。节气活动，在古农业中国是被极其看重，宋代亦然。“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著名的唐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家喻户晓，即“借茱萸表思亲”。自晋始，我国就有重阳“月饮新酒，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第二）―――“茱萸会”的风俗，宋时“……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梦粱录》卷五）如此，“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是一项以家族为单元的年度郊游活动，是为了“除恶气、御初寒、延年益寿”，给全家祈福。簪插茱萸、黄菊本人人有份，不曾想，至宋却是一个专属男子的“花花世界”，那些花枝招展，那些花团锦簇，那些“……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南宋朱熹词《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的热闹景象，似乎全与女子无关，女子重阳辟邪只能佩戴“茱萸囊”，并不能参与“簪花”。勿须多说这里面的“男尊女卑”思想，但从时尚史上看，恐怕也只有宋代男子主时尚能到如此境地。
再看具有极高艺术价值、民俗研究价值的宋风俗画《大傩图》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以“村田乐”为题材，究其名应属民间鼓乐“社火”还是“大傩”的问题，各路名家各持己见，不相上下。所现十二人，多耄耋老叟，涂面舞蹈，稚拙可爱，堪是滑稽逗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搞怪装扮，头戴牛首帽，膝盖趴团鱼；手握长瓜和扫帚，顶个粮斗插翎毛，……。若说举行傩仪原是为祭神驱疫，此处嬉戏作乐的气氛的确浓厚有加。但不管如何，从他们头上插的梅竹、松柏，各种花枝组合来看，足见民间腊月、正月插花娱乐确有其俗。
五、特定角色簪花
探花簪花。“宝津南殿，宴坐近天颜，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宋陈济翁词《蓦山溪》）一个“颤”字传神，秒杀了及第新科进士头戴“御赐簪花”时的得意忘形。人们常以新科进士中的“探花”来形容“少年俊才”，却不知最初与登第名次并无关。明陶宗仪《说郛》引唐李淖《秦中岁时记》云：“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讲的是为迎新科状元，朝廷设宴，特选两名同榜美少遍采名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说的大概就是他们。关于新科进士在闻喜宴中“簪花”的记载，可见《宋史》卷一百十四・志第六十七・礼十七等，“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该服制被沿用下来，在明《徐显卿宦迹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科进士戴“簪花”垂带幞头的造型。“探花”作为“三鼎甲”第三名的代称，确立于北宋晚期。 优伶簪花。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示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有人说，这是一个“藏富于民，以民为本”的“小市民的黄金时代”，以今之比，他们是真正的“娱乐至死”。超多的节庆狂欢活动极大地带动了民间娱乐文化的发展，使散乐百戏迅速从神坛走了下来，活跃在瓦肆、勾栏、乐棚。空前盛况，叹为观止。山东温县西关三街砖雕、河南偃师酒流沟砖雕、山西稷山马村的宋金墓群砖雕以及河北宣化的辽张匡正墓壁画，一个个出土的人物、场景有如历史的定格，生动而热闹着。乐工、歌舞、杂剧优伶，表情丰富，动态各异。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演出都多戴“簪花幞头”，只是展脚的式样各不同，有直脚、交脚、曲脚、朝天脚、卷脚、牛耳等等，还有无脚的幞头。即便由女子扮演也不例外，南宋《歌乐图卷》中的小女童就是“直脚簪花幞头”造型的迷你版，女名伶“丁都赛”虽非官样幞头，也是男扮，戴的“簪花”帽子。关于百戏“簪花”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卷之七：“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袱头（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w束带，……”
罪囚、狱卒簪花。宋代皇帝好大赦天下，光是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就降赦百余次，每赦免犯人，则有杂剧、歌舞等表演；为宣示圣恩或天恩，“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梦粱录》卷五）很有仪式感。《东京梦华录》卷十亦载，“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赦，狱卒簪花；刑，罪囚簪花。宋制《宋史》卷六十五载，“时秦桧擅朝，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于是，“绍兴间，汉阳军有插榴枝于石罅，秀茂成阴，岁有花实者。初，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此故事之“插花即活”与“六月飞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插髻上华”即为罪囚之临终妆束。将鲜花与血腥同入画面，难怪有人称之为宋人的“暴力美学”。
六、三教九流簪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宫廷簪花”之盛景造就了宋代特殊的官方文化，直接影响了社会习俗的潮流。流传到民间，所簪之“生花”当然就不一定是名贵花种了。与上层社会“簪花”不同的是，平头百姓“簪花”无关政治，无关功利，纯属好玩，他们纯朴而简单，信手可拈的山花野花也许就是最爱。及时行乐、寄托福愿应当是对“簪花”的最好解释。《武林旧事》卷第三载，“淳熙间，……龙舟十余，Z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移植过来，其实差不多，今天的人看世界杯在脸上画国旗条，宋代的人看龙舟赛戴“簪花”帽子，一样一样，都是为了表达狂欢。宋苏汉臣、夏景画的许多《货郎图》里都有戴插花帽子、颇具喜感的挑担小商。欧阳修《牡丹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此俗在北宋司马光的《效赵学士体成口号献开府太师》之四中亦有记载。所谓凡夫俗子，三教九流。话说“簪花”的浪漫似乎是年轻人的事情，而宋时老人戴花的还真不少。宋李唐《春社醉归图》里牛背上驮的“醉花公公”，刘松年《香山九老图》里作欢欣扭跑状的“俏花公公”……文武双全的辛弃疾，“白头陪奉少年场。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宋辛弃疾词《临江仙・簪花屡堕戏作》）潇洒绝笔的黄庭坚，“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宋黄庭坚词《南乡子・诸将说封侯》），任凭他人痴笑，我自陶醉在我的少年情怀，这大概是走过一生沧海的彻悟达观。
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民俗，宋代对“簪花”的特殊感情真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除了国难、忌辰，没有什么能阻拦他们“簪花”的。
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是历史长河中别有韵味的一个造型亮点。我承担人物造型设计的巴陵戏《远在江湖》的主体人物群，恰恰来自于这个全盛的男性“花”期。当我发现可以抓住这一特点来作文章时，兴奋不已。以符号化的、集体性的时代“民俗”进行综合渲染，着力烘托主体人物的思想性，深入刻画其与生俱来的叛逆，应当说，是潜入人物内心、接近他们灵魂的另一蹊径。
如此，宋代男性造型的重要特征就集中到了―――“簪花”。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这是一个以生角为主打的戏曲历史剧。以修复名楼―――岳阳楼为历史背景，推出名篇―――《岳阳楼记》的诞生，刻画了师生之间的心灵博弈，讲述了滕子京的执政为民，克己奉公。
戏剧的人物造型依演出样式自然分出了两大块，一块实的人物，一块虚的歌者，“虚”、“实”的区别只在服饰色彩的写实与写意，主体廓形都统一在“以宋史为本”里。“虚”者自虚，“实”者必实。人物中，王钧第，得志，正当年，典型的宋代高官，具备一切官宦的造型条件；滕子京，性情淡泊，不愿随波逐流，虽“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司马光式的高洁人物。官员，投其所好。商人，张扬俗气。庶民，从民间风俗。
谁“簪花”？谁不“簪花”？什么时候“簪花”？什么时候不“簪花”？如何将案头研习中得到的宋代民俗恰如其分地用进去？如何借一枝“簪花”反映这个特殊时代的普世观？……越往深处走，我越明白需要放弃的东西。王钧第，尽可以用加法造型法，金银重绣，珠光绸缎，为他的高调富贵、华丽风流做深加工，并侍机“簪戴”，彻底包装；而滕子京，却不可造次，在他的造型上应去繁就简，用减法造型法，低调处理，色彩从灰，绣轻淡入，顺应他的为人耿直、两袖清风，不到特别的时候不给他“簪花”。……以王钧第的“簪花”凸现滕子京的“不识时务”，刚烈个性；让两条人物线形成横向对比，通过人物生活状态的差异，精神境界的不同，拉开距离。以节庆“繁花”营造“喜洋洋”欢欣鼓舞的氛围，一扫初来时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体现滕子京到任后“雷霆手段”成绩菲然；让前后形成场景氛围的视像对比。……剧中人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间、地点、事件，成为设计“簪花”需要确定的“重中之重”。 设计的“点睛之笔”放在了这样一些点上：
第一场，四官员前往拜寿―――“寿簪花”―――应俗之“贺寿簪花”；第二场，王钧第寿诞刚过―――“寿簪花”―――应俗之“寿星簪花”；第三场，滕子京酒醉回家―――“醉簪花”―――应俗之“饮酒簪花”，商人初次拜会―――“拜簪花”―――应俗之“雅集簪花”；第四场，滕子京率众赏月，全民中秋―――“节簪花”―――应俗之“节庆簪花”；第六场，钦差宣旨嘉奖―――“御簪花”―――应俗之“宫廷簪花”。
人物造型的时代感，从打着烙印的圆领袍子、[衫、襦裙、褙子等服饰转向对首服的特别关注，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不同时节出现的各式“簪花”幞头帽子为“宋”―――这个朝代充当了“代言”。人物个性在“簪花”与“不簪花”之间悄然立起。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真正永恒的崇高，却属于那个文学王朝。”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的宋代部份，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唐代文化像一道壮丽的瀑布，而宋代文化则是承接这个瀑布的深潭。”他提出“扩大整体文明思维”，应该说对我们冷静地思考、权衡有着极重要的启迪作用。翘首回望，宋代值得我们去圈红点赞的，去深深一拜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光是宋太祖在太庙留下的那道遗训就早给两宋做好了整体定位，它不仅总在生死关头保住了直谏文官的性命，还开启了文化的新时代，拯救了文人，放飞了“风雅”，铁券曰：“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而滕子京所处的仁宗时期就是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地提起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出现了“范仲淹、司马光、包拯、韩琦、柳永、晏殊、黄庭坚、蔡襄、程颐、程颢、米芾、沈括……”等众多名垂青史的重磅级人物，若非太祖开宗明义，若非仁宗“恭俭仁恕”，怎么会有文人思想的一切一切？！如此也就明朗了。政治给了人文环境足够的生存空间，“错不至死”从某一角度来说促使了社会走向“文艺化”；而站在这个舞台中心的激情文人，别说是一朵小小的“簪花”，但凡没了约束，任何事情被他们发挥到极致，那都也“见怪不怪”。社会的主流决定了全民的审美归宿与精神认同，“男子簪花”从皇庭走向民间，并广为流传、成为时尚，就不难理解了。应该说，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审美，它的兴起，它的存在，它的消亡，都必有它的历史原因，有它自己的道理。
一个历史剧要体现“这一个”时代的特质，用某一个人物来点化是一种方法，用一个群体来面化也是一种方法。我在这个戏的设计中，希望通过对“男子簪花”的发掘、放大，更好地托起人物，强化时代气质。
当红微信公众订阅号《罗辑思维》罗胖在某一期60秒语音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生物进化上，人类靠的是自然选择。而文化进化上，推动人类的就是‘解释’和‘意义’。”以独特的造型语汇作为设计的突破口，以明确的主观态度引起人们对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及其文化的思考，这就是我对于“这一个”戏的设计的“解释”和做设计的“意义”。
在做历史剧设计时，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股子钻劲，要善于捕捉最典型的时代图象；同时，也要有勇气，敢于为观众推开另一扇窗子，推出一个或许有些陌生却曾经“就在那里”的世界；把心俯贴在地面，倾听戏剧的声音、观众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在戏曲服饰元素的传统美、现代视觉的时尚美与历史的时代美之间，寻找一个三位一体，架起一座桥梁。
我正是以“男子簪花”这个点为视角去铺陈设计，开掘戏曲历史剧造型―――《远在江湖》的新亮点。
注释：
1辛国瑞《古代男子簪花文化考述》，http：//www.docin.com/p-806805901666.html
2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光明日报》，2015
3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
4刘传录.《水浒中如何狂欢元宵节放假戴花约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062ba10102e0zq.html
5佚名.《宋朝的美好时代》，http：//ru.qq.com/a/20150602/023908070.htm 2015.
6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09090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2]马大勇.《云鬓凤钗》齐鲁书社出版，2009
[3]李芽.《中国历代妆饰》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2004
[4]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岳麓书社出版，2011
[5]（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
[6]（宋）孟元老等.《东都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