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决定雅典发展方向与终极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而瘟疫在雅典爆发肆虐，使得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优势尽失并最终失败，雅典开始走向衰亡。本文探析瘟疫对雅典军队、个人、社会的影响，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
关键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 瘟疫 伯利克里
一
古希腊哲人郝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既是万有之父，又是万有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雅典兴起于战争，也毁于战争。雅典之所以在希腊世界享有盛誉，缘于雅典带领希腊世界抵抗波斯人，成为希腊诸邦自由的捍卫者。公元前431年前后，雅典的修昔底德敏锐地觉察到，眼前所爆发的战争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甚至修昔底德都对希腊人坚守的文明与人性产生了怀疑。战争中残忍的围攻、妇女儿童被无情地屠杀、大规模地掠夺、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被当做奴隶贩卖，这场战争还导致社会的停滞和战争双方内部战争频发，表现出不义与正义、暴虐与善良、野蛮与文明、低俗与高贵之间的冲突，这一切都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修昔底德从容而自信地写道：“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做为千秋万世的瑰宝。”雅典帝国，拥有最大胆的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和理性进步，然而在这场历经27年之久的战争后，雅典被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打败。雅典帝国变得黯淡无光，再也不能像昔日那样明亮照人，发出光芒。雅典瘟疫是人类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次流行疾病。这次瘟疫的发生间接导致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对之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修昔底德把这次瘟疫详细地记录下来，为我们探究瘟疫对雅典世界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二
偶发性因素有时候对战争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这场瘟疫不仅给雅典同盟带来了物质的损失，还摧毁了雅典民众的精神。雅典损失了许多优秀统帅和大量兵力，包括雅典深孚众望的政治领袖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去世后，雅典政坛再未出现如此优秀的政治领袖。雅典民主政治逐渐沦为暴民政治，最终雅典同盟内部统治集团分裂，争权夺利，同盟领导层难以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战场上的失利，瘟疫的肆虐，雅典军民逐渐丧失斗志，就此消沉，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一）瘟疫导致了雅典军民大量死亡，使得兵力严重不足。
雅典城内和军队内同时爆发了瘟疫，对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极具摧毁性。罗伊・波特在《剑桥医学史》中写道：“雅典大瘟疫导致了雅典一半以上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死亡。”罗伊的叙述与修昔底德的描述基本吻合，修氏在书中写道，哈格浓的重装步兵有4000名，但40天的时间里，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就达到1050人。士兵的大量死亡，必然会影响雅典的作战能力，在战争进程中处于劣势，因为伯罗奔尼撒人没有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兵力不足是事关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器制造技术不发达，交战双方使用的武器基本相当，所以兵源充足是胜利的重要保障。补充兵源则进一步加大了雅典的财政压力。在瘟疫面前，勇敢的雅典人第一次感到恐慌，他们不得不同时与斯巴达人和瘟疫作战，“雅典人的精神开始有了一个改变”，他们急切地渴望休战，得到暂时的和平。伯罗奔尼撒同盟拒绝了雅典的议和请求，于是雅典民众开始将愤怒发泄到伯利克里身上，解除了他的将军职务，外加一笔罚款才算平息。
（二）瘟疫带走了第一公民，为战争失败埋下了隐患。
瘟疫被人们称为“隐形杀手”，随时吞噬人的性命。不管你是强者还是弱者，不论你是富人还是奴隶、将军或者统帅，都难以逃脱瘟疫的魔爪，如同审判日的降临。修氏如此描述，那些生来身体就强壮的人见不得就比身体虚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伯利克里也没能在瘟疫中幸免，他的突然去世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为日后的失败埋下隐患。伯利克里长期担任同盟军的首席将军，其威望与才干无人能及。他去世后，雅典的民主政治沦为了公民政治（或暴民政治）。公民权利无限膨胀使得城邦失去了有效制衡，公民大会沦为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鼓吹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政治精英的集体管理模式被抽签和轮流坐庄取代。这些政客为了个人野心和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和同盟的利益，在对外远征的同时还忙于内讧，这种“党争”导致同盟内部信任瓦解，使得雅典元气大伤，更令人叹息的是，他们的内斗使得雅典完全违背伯利克里之前的建议。伯利克里在战前曾对双方实力对比，做了透彻的分析，认为雅典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海军实力，“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资源”，而斯巴达人缺乏海外作战经验和长期的远征实战；战争所需的经费严重不足；同盟的临时性，导致同盟军的执行力较低；海军力量较弱。伯利克里认为雅典必胜，但他的后继者们却违背了他的战争策略与方向，使得雅典的优势在以后的战争中没有发挥出来。伯利克里提到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不甚团结，但是在战争进程中雅典同盟开始瓦解，一些城邦相继叛乱，连最忠诚的开俄斯人和特里亚人也叛变。盟国的相继离去，减少雅典的资金来源，同时也丧失雅典海军船只停靠基地，使得雅典海军深入内陆后，得不到有效的支援和同盟国的协助，失去机动能力。
对于伯利克里的离世，修昔底德写下其书中的第二份，也是最长的一份悼词。修昔底德在哀悼中大肆赞扬伯利克里对民众的掌控能力、驾驭能力，谴责伯利克里的后继者对民众幻想的一味迎合，让伟大的帝国荣耀臣服于个人的私利。他同时指出，西西里远征是后伯利克里时代最严重的策略失误，认为此举背叛了伯利克里的“遗嘱”。伯利克里在战前的战争动员中对雅典公民的告诫中说：“如果你们一致同意不再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政府扩张计划，如果你们不主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你们是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的。事实上，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的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我们仔细分析伯利克里制定的“国是大纲”，他似乎找到了一条万全之策，可以将雅典与斯巴达的城邦关系置于一个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之上。战争开始时，伯利克里就动员生活在安提卡郊区的雅典公民搬到城里来居住，在铜墙铁壁般的城墙保护之下，可以避免与斯巴达人展开陆战，因为雅典的陆军力量明显弱于斯巴达。伯利克里还派遣海军去封锁伯罗奔尼撒，对其沿海的城市、村落进行破坏、抢掠。简单概括一下，伯利克里的战略就是让雅典公民安全地生活在城内，而让海军和斯巴达人打游击战、拉锯战。他的目的是让斯巴达人自觉发现“你们跟我们雅典人是耗不起的，你们斯巴达人是战胜不了我们雅典人的，接受雅典帝国不可战胜的事实吧”。阿尔喀比亚德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野心勃勃，利用美妙的言辞，向雅典人“兜售”了一个高贵的帝国梦，鼓动西西里远征，背离了伯利克里的战略。雅典人在西西里坚持了八年，直到内部分崩离析，最终向敌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