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佐伦的空间叙事学理论分析《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从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入手考察文本的空间叙事艺术，指出辛格采用了把地志空间并置和对比的手法展现主人公心理和命运的发展历程，突出了作品主题。叙事交流和叙事视角的转化使小说在人物与视角的交织中形成立体空间。小说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上都与空间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化特征。
关键词：《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艾萨克・辛格 空间叙事 地志空间 时空体空间 文本空间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出生于波兰犹太拉比世家。1978年，辛格成为继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被誉为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辛格的短篇小说数量丰富并极具特色。正如乔国强教授评价道：“辛格的短篇小说在其创作中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的长篇小说。许多美国读者是从其短篇小说开始认识、接受他的。”“辛格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两个历史空间：波兰犹太社区和现代美国社会。辛格故事中的人物表现出对空间的强烈依赖性，甚至可以说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比人物更加突出的符号，成为辛格短篇小说最为显著的标记。”空间既是故事人物活动的必要场所，也是作家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本文以《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为文本，探讨作品的空间叙事。
自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发表以来，空间问题逐步受到批评理论界的重视。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也发展起来。一些批评家的论著对叙事空间理论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如西摩・查特曼和加布里尔・佐伦。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文字叙事中故事空间是抽象的，需要在读者心灵中构建”且“意识中构建的图像可以通过细致的描写和文字对比给予加强，或通过全知视角或人物视角等叙述者视角的选择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加布里尔・佐伦在《建构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叙事空间结构在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上的三个层次。佐伦“创造性地提出了叙事中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地志的、时空体的和文本的。在垂直维度上，他划分了文本空间的三个层次：地志学层次，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层次，即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文本层次，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在水平维度上，他也区分了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总体空间、空间复合体与空间单位”。本文将主要采用佐伦的理论讨论《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空间叙事。
一、《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的地志空间
在《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空间叙事对于小说人物的刻画和主题的表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佐伦的理论，“地志的空间，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可以是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如里与外、村庄和城市），也可以是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间（如神界和人界、现实与梦境）。建构这一空间可以通过直接描写达成，也可以通过叙述、对话或散文式的文本来完成对这一空间的重现。”在小说中，辛格主要是通过直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地志空间的结构。他采用了把地志空间并置和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地志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展现主人公心理和命运的发展历程，从而突出作品的主题。
辛格透过菲谢尔森博士的视角，把喧嚷的“市场街”和高远的“宇宙”加以并置和对比。菲谢尔森博士是一位过着超脱于世俗生活之上生活的人，他苦心钻研《伦理学》达三十年。他经常举目望苍穹，对斯宾诺莎“上帝的广延性”浮想联翩，对上帝的无限属性深信不疑。每当思及上帝的无限延伸时，他便对自己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感到无比欣慰。尽管他身体衰弱，但是，既然他是神性的一部分，他的身体可以消失，他的灵魂因为上帝的“广延性”而永恒。这时他感到“理性之爱”的眷顾和“心灵的高度完美”。但当“他的眼光落到了下面的那条市场街”，他看不到上帝的踪影。市场街人物繁多，窃贼、妓女、赌徒和买卖贼赃的人在街上荡来荡去，“像是缀满了罂粟种子的椒盐卷饼”。环境喧嚣嘈杂，大笑声、尖叫声、叫卖声、车辆发出的辚辚声、救护车尖锐的笛声、孩子们念诵《圣经》的声音、礼拜天的祷告声和轻松喜剧中的歌声矫揉错杂，回荡在市场街，让菲谢尔森博士想到了地狱。菲谢尔森博士还看到了对面的哈希德教堂、楼下的酒店、半明半暗的疯人院。他认为疯人们“追求的是欢乐，结果得到的却只是疾病和监狱、羞辱以及无知带来的苦难”。因为斯宾诺莎，菲谢尔森博士自认为优于这些人。在菲谢尔森博士眼中，“就连在屋顶上游荡的猫，也比这个城市其他地方的猫更狂野，更疯狂。”一只发情的公猫爬到了屋顶窗口处，它的嗥叫让博士不寒而栗。他拿着扫帚在黑猫面前威胁：“呸，滚吧，你这无知无识的野蛮畜生。”这呵斥既是对着黑猫也是冲着市场街发出的，菲谢尔森博士是在借骂动物来发泄对楼下“市场街”的不满。
辛格将空间元素融入线性的叙事中。一方面，在这一段空间书写中，辛格通过空间并置与对比塑造了多对二元对立关系：高远与低俗、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这些对立关系在菲谢尔森博士身上表现为他的矛盾性。他对世俗社会不屑一顾，对浩瀚永恒的宇宙充满遐想，但却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市场街。他思想丰满，身体却瘦弱多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莫大的反讽效果，同时为整个故事的发展设定了一个空间。自始至终，菲谢尔森博士一直挣扎在这个空间，徘徊于信仰与现实之间，最终向生活低头，选择现实的生活。
龙迪勇在专著《空间叙事研究》中提出塑造人物形象的“空间表征法”，即“由于人物的典型性格或人物的主体性总是与空间的特定历史绞合在一起，因此，被生产出来的某一个特定空间就恰好可以成为某一个人物性格特征的表征物”。小说中阁楼是菲谢尔森博士的性格表征物。阁楼是菲谢尔森博士的居住空间，它位于市场街，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和菲谢尔森博士的人物形象写照如出一辙。“凡是跟现代犹太人有关的一切东西――犹太复国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他开始觉得都看不入眼。”而且，“他对于现代希伯来文是看不起的，因为现代希伯来文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犹太教义中都找不到根源。”总之，他对现代的东西无比排斥，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书本和想象世界里的人。可以说，阁楼虽然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的故事空间，但也可以看作是菲谢尔森博士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回顾菲谢尔森博士个人生命历程，可以发现他的自我封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是一个主动封闭的过程。菲谢尔森博士刚从苏黎世学成回到华沙时，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有着体面的工作。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可他并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后来由于离经叛道的想法，与拉比发生冲突丢了工作，开始过着靠一笔很小的津贴应付一年的生活。他搬进了阁楼。一星期一次，他一手提着菜篮，另一只手拿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到市场上去采购食品，渐渐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早年生病的时候，菲谢尔森博士在晚上还是要到一家咖啡馆去坐一会儿，他甚至还有不少朋友和崇拜者。但这些都成为旧事。“现在谁也不对他感兴趣了。他已经把自己和外界完全隔绝，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菲谢尔森博士的内心被斯宾诺莎的学说占据，外界的世俗生活与他渐行渐远。阁楼像是市场街的孤岛，压抑而没有生机。不难想象，如果他不能够从思想上发生改变，他的命运将走向何方。菲谢尔森博士命运的转变是因为内心信念的改变，信念的改变是因为黑多比。黑多比“闯入”了他封闭的阁楼，亦即他的心理空间，作为市场街上来的个体，动摇了博士对“世俗”的偏见。菲谢尔森博士曾问黑多比信不信上帝，并说：“上帝无所不在，在会堂里，在市场上，就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自己也就上帝的一部分。”博士把市场、黑多比都划入了体现神性的范围，好像忘记了市场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黑多比促成的观念转变是菲谢尔森博士与她结婚的重要原因。博士人体的本能和世俗的乐趣被黑多比的肉体唤醒了，他终于回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这也是他矛盾性的体现之一，即他牢记“七情六欲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控制情感，但最终却还是结了婚，唤醒了身体中沉睡的激情。
辛格在小说中反复进行叙事视角的转化。小说在第一节从“全知”的叙述者角度开始叙述故事，透过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内心纠结、身心疲惫的菲谢尔森博士。叙述者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博士的历史背景，比如他的研究领域、身体状况等，以增加读者对人物的了解。到了第二节，视角模式立即由全知视角转入人物有限视角，以人物的感知代替叙述者的感知。透过菲谢尔森博士的视角，作者书写了地志空间――星空与市场街。进入第三小节，小说又进入了全知视角。辛格在小说中将这种视角转换运用得非常自然，随处可见。比如，当黑多比想请菲谢尔森博士帮她读信时，她敲门无人应答，于是推门进入，视角模式立即转入黑多比的视角：“只见菲谢尔森博士和衣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喉结高高地突出来；他的胡须往上翘着。”视角的来回转化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够传递更多的故事信息，对文本中空间的构建起到辅助的作用。
可见，视角的转化与聚焦的重叠很好地展现了文本空间，加之读者的积极参与，使得读者融入其中。
三、结语
空间在《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的文本建构和人物塑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通过空间并置和对比，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和命运发展历程，突出了作品主题。叙事交流和叙事视角的转化使小说在人物与视角的交织中形成了立体空间感觉。独特的文本空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及空间意识。空间的描写映衬人物心理和性格特征，增强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上都与空间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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