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历任自民党和内阁要职，在战后日本的许多重大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内倡导财政、行政改革，对外积极推进首脑外交，他提出了著名的“战后总决算”、“综合安全保障论”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为战后转折期的日本指明了发展方向。大平正芳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他的业绩对日本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纵观大平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创下骄人业绩，得益于他有一套以“椭圆哲学”为核心的完善、成熟的政治哲学。大平的为政之道、政策设想都与“椭圆哲学”密切相关。本文将对“椭圆哲学”的含义、起缘及其在大平正芳政治实施中的体现作详细的论述。
一、“椭圆哲学”的基本含义及缘起
“椭圆哲学”的概念是1938年正月，大平正芳作为横滨税务署新任署长，在训辞中第一次提出的。
他这样说道：“行政犹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保持平衡而又紧张的状态，便可以说是高明的行政……。随着对华战争的开始而实行的统制经济也是如此，统制是一个中心，另一个中心便是自由，统制和自由处于紧张而平衡状态时，统制经济才能顺利运作，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税务工作也是如此。一个中心是课税权，另一个中心是纳税人。在课税问题上，既不能搞权力万能，也不能动辄就向纳税人妥协，而应该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场，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课税方法。”
这就是说，按照大平的思想，任何事情都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二者处于紧张而平衡的状态时，事情才能顺利进行，要想在政策上掌握事情的动向，就应该经常注意这一点。留心使二者保持平衡，而不能过于倾向任何一方。一旦失去平衡，就必须抬高弱势的一方以制衡强势的一方。一言蔽之，“椭圆哲学”的精髓即是：无论何时都要使事物的两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心保持平衡。
大平一有机会便对这种哲学进行阐发。例如他曾运用“椭圆哲学”发表对派系斗争的看法，颁布以“椭圆哲学”为指导的政策纲领等等。
那么这种“椭圆哲学”是在何种机缘下形成的呢？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平正芳早年的思想经历。
（一）东方古代经典的熏陶
大平正芳在青年时代就喜好东方古典，爱读《老子》、《史记》和《十八史略》等著作，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老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双方只有在互为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它们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老子》对此曾这样阐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除了《老子》，中国元代张养浩所著的《为政三部书》（此书原名《三事忠告》，由安冈正笃译为《为政三部书》）也对大平正芳起到深远的影响。大平少年时代就对此书爱不释手，犹喜其中的《庙堂忠告》。《庙堂忠告》中有10项内容，这就是“修身”－－修炼自己的身心，“用贤”－－启用贤人；“重民”－－依重百姓；“远虑”－－想到未来，“调度”－－调节和睦；“任怨”－－不惧怨恨；“分谤”－－承担诽谤；“应变”－－顺应变化；“献讷”－－尽忠言；“退休”－－告老原乡 。大平正芳的以其整个政治生涯实践了以上忠告。大平在从政早期就以“宽容与忍耐”在内阁中出名，晚年又以“任怨、分谤”自省。他体察下情，深思远虑。这种以德治主义为核心的东方政治哲学，成为其一生的追求。
在大平的从政生涯中，老庄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政策设想方面，使之敏锐地抓住事物的“两个中心”，而德治主义更多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使之具有良好的政治形象，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然而，博大精深的东方经典虽然具有普适意义，但要用以解决世异时移、具体而特殊的现代社会的问题，未免显得宽泛而无力。尤其对于从小立志做“官吏”，怀有强烈的入世理想的大平正芳而言，更需要具有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滋养。1933年，大平正芳考入东京商科大学（后称一桥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19世纪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
（二）托尼的《获得社会》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大平正芳大学二年级时，研读了托尼的《获得社会》。大平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讲解《获得社会》为基础，作出了大学毕业论文－－《职分社会与同业工会》。托尼所说的“获得社会”的“获得”，即英文中的“acquisitive”，是个具有“利欲、取得、掌握、获得”等含义的词汇，从书的内容看，翻译成“利欲社会”可能更贴切。托尼在后来的《宗都和资本主义的兴隆》的序文中，是这样论述被他称为“利欲社会”的近代产业社会的性质的：财产原本应具有为人类社会目的服务的机制，应该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手段。但是，近代产业社会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财产游离开人类的创造活动，游离的财产反而把人类作为手段使用了。被财产所驱使的人则又分离为两个阶层－－有产者和工人，并相互对立。托尼为解决近代产业社会的这些矛盾，提出了建立“职能社会”－－即大平论文中说的“职分社会”。托尼认为，在职能社会里，人类为行使其社会职能，应组织某种专门的职业团体，让大家各尽其职，有自豪感 。大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忘却了其原本的产生条件，走上个人至上和权利本位的道路，将经济价值和人的价值割裂了。”
托尼就是这样地摸索着超越近代产业社会的改革途径，其基础始终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的理想，是那些近代伊始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家们所追求的东西。大平在阅读了《获得社会》之后注意到英国产业社会内部发生的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深切地关心起中世纪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他虽然赞赏托尼的人道主义情怀，但也敏锐地觉察到，仅靠托尼的“职分社会”和“同业工会”是无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大平于是从托尼立论的背景－－中世纪的经济来追寻解决办法。以此为媒介，他不久就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托马斯·阿奎那了。研究阿奎那，令大平对西欧的理解，对自然法的理解，以及对近代产业社会的理解，都有了决定性的进展与加深。众所周知，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中世纪最具有建设性而又颇具体系的思想家。他在其历史性巨著《神学大全》中阐述了关于自然法的学说 ：
“如果假定世界是由神的旨意支配的话，……那么很清楚，宇宙的整体也是由神的理论性所支配。于是，神合理地引导被造物……我们把这称为永久性。“万物慑服于神，依照永久法而动。很清楚，在永久法的范围内，万物各自采取固有的行动并走向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永久性”。
“然而，理性的被造物同其他物不同，是以极特殊的方法慑服于神。就是说，他们在统辖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方面，他们自己也是慑理的参与者。在此，他们参与永久理性本身应得的那一份，然后使得到采取适当行动和走向目标的自然倾向。这种理性的被造物对于永久法的参与，呼之为自然法。大卫王诵唱呈上正义的供物时，就宛如有谁来向他正义的供物是什么一样，于是补充道：‘众人说，有谁能让我们看看善为何物吗？！’接着他答道：‘上帝啊，请在我们面前升起圣颜之光！’自然的理性之光，为我们识别善恶，这就是自然法，但是，神之光只给我们规范。很清楚，自然法只能参与理性的被造物的永久性。”
大平接触了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使他对中世纪的经济社会道德有了深刻的钻研。通过学习，大平对经济学的自然法思想的必然发展有了真正深刻的认识，即认识到亚当·斯密的“神看不见的手的意义”－－不可能以单纯追求“利欲”为目的。这同大平后来确定坚定的市场经济理想、确立有经济道德的自由主义经济信念是息息相联的。大平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原理和亚当·斯密的“神看不见的手”，都不是单纯追求利欲的竞争原理，它是一种与自然法深深结合的神的摄理，是同人的崇高道德相结合的产物。大平所说的“价值”，也非单纯的“经济价值”，还包括超越“经济价值”的、更高境界的、更包罗万象的“人的价值”。政治就应该为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可以断言，单追求“经济价值”，就势必破坏“人的价值”。必须中止这种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割裂，去追求二者的协同，这种以经济价值和“人的价值”为中心所指给的“椭圆轨道”，正是大平政治哲学所阐述的“道”。
其实，所谓道，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万物之流转。这是宇宙的根本法则，是普遍存在的运动形态。这种转变的巨大流动之中，个人意志是淡薄的，因此个人应投身于变化之中，顺应潮流，合其为一。这样，就打开了自由王国的大门，捕捉到事物的变化了。这也可以是说是东方的自然法思想，因为它也涉及了人的道德意志与客观既存秩序的互动问题。“人的道德意志”与“客观秩序”正是万物流转运行的轨道的两个中心，就像“人的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经济活动运行轨道的两个中心一样。大平通过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的学习，发现了东西方文化根底上的深远的共性。
（三）两个中心的共存互动所指给的轨道，画出了后来“椭圆哲学”的图形
老庄哲学亦即东方的自然法思想对大平正芳的熏陶，是万物流转运行的规律，是万物流转运行轨道上的“人的道德意志”与“客观秩序”这两个中心的共存互动。托尼与阿奎那所代表的西方自然法思想给予大平正芳的滋养，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是社会经济运行轨道上的“财产”和“人”或“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这两个中心的共存互动。
所以，正是早年治世思想形成的基础亦即东西方自然法思想中的两个中心的共存互动所指给的轨道，勾画出了大平正芳后来的政治哲学即“椭圆哲学”的图形。
“椭圆哲学”究意在何时真正成形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椭圆哲学”是随着大平政治生涯的推进不断丰富完善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椭圆哲学”在大平正芳的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吧。
二、“椭圆哲学”在大平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椭圆哲学”在大平正芳的内政外交活动得到了充分利用。下文将分几个侧面详述之。
（一）关于派系斗争
派系间的激烈斗争是日本政党政治中颇具特色的方面。经过“1955年改革”，自由民主党成为日本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而自民党内部又因利益关系结成不同的派系。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互相倾乱，明争暗斗，使首相宝座如走马灯般频繁易主。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大平正芳始终稳健地处于不败之地，最终为日本的最高政治首脑，并且有效地促进政党的稳定，主要得益于“椭圆哲学”。在任何一次政治斗争中，他都能抓住斗争的两个焦点，极其优雅地在两者之间斡旋。如1960年底，大平出任第一届池田内阁官房长官时，曾对新闻记者说，为使池田内阁保持稳定，有必要把河野和佐藤作为两个中心，以保证整个椭圆的平衡 。还有在1964年底，在决定池田的接班人而进行协调过程中，他曾提醒河野派领导人不要搞河野－－藤山联合，说日本的政治是建立在河野和佐藤这两股执力的合作与牵制的基础上的，椭圆形要有两个中心 。
很明显，大平的“椭圆”哲学有中庸的色彩，这与大平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大平主张以和为贵，认为“诉诸权力是最后的手段，希望政治家流着冷汗谦虚地反省自身，以真诚寻求理解的”和的政治信条，“避免显示强力和野蛮的对立、抗争。”这与老庄哲学的“无为”与大平在学生时代就笃信的“经济平衡理论”也是一致的。
对于派系本身，大平同样运用“椭圆哲学”做了巧妙的议论 。他认为，派系作为政党政治生活中的产物，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使用，其积极作用是可以防止独裁集团的产生，消极作用是有损害政党整体性的危险。因此，“党和派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经常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如果这种紧张的关系一旦中断，那么派阀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就会出问题。党与派就像椭圆形的两个焦点……”正因为大平有如此敏锐的洞鉴，才能胜任承当“自民党内的关系协调专家”，也因此树立了“宽容与忍耐”的良好形象，成为自民党内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二）关于民主政治
在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中，将为政者和国民视作民主政治这个椭圆的两个中心。大平正芳认为，政治家的工作是为给自己投赞成票的国民服务，但他同时又一直坚持相信国民的良知而决不向国民献媚的政治姿态，他从第一次参加竞选议员之时起，就铭记着如下信条：
“我认为，对眼前利益夸大其词，以讨得国民的欢心是卑鄙的。我相信，国民的良知总有一天会对这种言行作出严正的判决。民主主义正是以国民的良知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不负责任的煽动能永远赢得民众，那我宁愿抛弃这种民主主义。我总是用这种信念告诫自己的。”
1968年1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关于财政僵化问题他是这样回答政党代表质询的：“我不能不认为，今天的日本财政负担着超过它可供养的机构，人员和功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既要依靠政府的决断，也要依靠理解和接受政府决断的国民良知，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国民已开始不喜欢那种轻率的、迎合的政治姿态。我要求政府采取一种坦率的态度，即向国民说实话，把困难告诉国民。”
1971年，大平正芳作为通商产业大臣批评了国民的依赖政府的习气，被动意识和危害者意识，要求国民对此作出改变。他说：“民间主导的真正意图在于促进民间企业具有明确的自觉性，今后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母庸赘言，在自由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主力是民间企业，民间的智慧、活力和创造性正是发展的原动力。然而，过去却出现过一种风潮，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企业便想依赖政府去解决。不改变这种贪图安逸的态度，仍难以指望将来有迅猛的发展。”
“我总觉得在讨论问题时，日本人似乎有一种被动意识，进一步说有一种受害者意识。这样下去，日本人不仅无法成为大国民，而且有可能失去维持为健全的常识所支持的、保持平衡的国民生活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这就是大平所主张的“民间活力主导型经济论”。这可以称为“椭圆哲学”的派生理论。政府与国民同时被看作国民经济这个大椭圆的两个中心，相辅相成，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这个中心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与传统意识中政府与国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定位，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不负责任的煽动能永远赢得民众，那我宁愿抛弃这种民主主义。”大平对表面谄媚实则愚民的政治是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尊重民智、信赖民智、鼓励民智正是民主主义观正是民主主义的精髓和本质。笔者认为，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也是深受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对于民智的尊重、信赖与鼓励，其默认的前提便是对民众理性和道德的肯定，对民众参与“永久法”并产生积极作用的能力的肯定。
必须承认，大平散布“民间主导论”难免使政府有逃避责任之嫌。不过，从更长远的和全局的观点看，大平正芳所期待的国民意识的转变和成熟，虽然缓慢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新经济的勃兴，日本的国民意识的确在加速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今后将越发令人感到是适当的。
（三）关于转折期与战后总决算
提起大平正芳，就不能不提起他在日本战后转折期起到的重大作用。关于转折期，大平在1970年1月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发表的《新通商产业政策的课题》中这样定义的：
70年代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目标－－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终于达到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已居自由世界第二位 。日本再也不能继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实现模仿式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努力，开拓新的领域，走独立自主的路，实现创造性发展的时候了。
可以说，“转折期”即是“追赶型”或“模仿型”的现代化向“创造型”的现代化过渡、渐变的时期。70年代的日本，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在外交上也正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经济实力的增强已使日本事实上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找到设定新国家目标的新价值观”－－确立新的发展方向，为日本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定位。这就是著名的“战后总决算”：
“我国现在正迎来可以叫做战后总决算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我国一直为追求物质丰富而努力，然而，在我们得到富裕生活之后，却未发现真正的幸福和人生乐趣。过去，我们一直毫不迟疑地奔走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正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度过快，才不得不再次追求稳定，其间，我们还不顾一切地试图把经济推向海外，但由于对外扩展过猛，以致遭到外国的嫉妒和抵制。尽管我们一直以对美协调为基轴，避免参与国际政治，由于美元体制的削弱，日本又不得不走向艰险的自主外交。我国举国一致专心从事经济复兴，可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跃进，又不得不作为国际成员之一承担起经济国际化的重任。”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有大平对后来被称为“一国繁荣主义”的战后日本国家经营理念的反省。从大平的目光来看，战后的日本，无论是对内单一发展经济，还是对外依赖美国，都是偏颇的，都“只不过是椭圆的两个中心之一”。大平认为，战后的日本由于忘记了椭圆的另外一个中心而过分突飞猛进，结果失去了平衡，因此应进行自我反省。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通过明确认识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稳定、向外扩展与扩大内需、对美协调与自主外交、国际社会的局外人和国际社会成员的关系来恢复平衡，便是“战后总决算”的当务之急。大平根据上述认识和反省提出了旨在经受转折期考验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政治家在端正自己姿态的同时，还应通过承认国民参与政治来对“政治意识潮流”进行疏导，以消除“对政治的不信任”。
2.为消除分成阶层的，强者优先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隔绝和相克”，要通过培养“通情达理、富于合作意识的人”，尤其要通过让年轻人获得“实现自我的机会”，为“国民愿望开辟道路”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精神”。
3.要改善对美关系，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推进同南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以“开展自主和平外交”。
4.要以公共投资为中心防止公害，整备社会资本和改善环境，通过“把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山村相辅相成地高度作合起来，“建设田园都市国家”，建立“与自然相协调的、保持平衡的社会”。
从“信任”、“合作”、“协调”、“相辅相成”等用词来看，太平的政策纲领打上了深深的“椭圆哲学”的烙印。尤其是第四点，显然是受到“椭圆哲学”的来源之一，托尼的学说的影响－－“建设田园都市国家”，建立“与自然相协调的、保持平衡的社会”，不正是太平用以疗救“利欲社会”的良方吗？至于“开展自主和平外交”，则是为了“作为国际成员之一承担起国际化的重任”，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只对美国俯首听命，甘心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的形象，将本国也作为维护亚太稳定、发展的“一个中心”。这无疑是日本由经济大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开端。
大平的方案看似简单，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它为日本在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70年代以后日本的许多政论政策－－如“和平国家的行动准则”、“综合安全保障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等等都是此方案的延续和具体化。如果说大平1971年的方案只是“椭圆哲学”的初级运用，那么“综合安全保障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则是对“椭圆哲学”更广泛、更多层面的运用。“综合安全保障论”将国家的安全比做一个椭圆，传统的军事因素是一个中心，经济、文化、科技等非军事因素是另一个中心，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非军事因素这一中心会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由此日本将由优先发展经济转向致力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在“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大平则将整个太平洋沿岸都看作一个椭圆，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作为子集的小椭圆－－每个小椭圆中都有自己作为两个中心的国家，每个小椭圆在不同的形势下都可能成为大椭圆的中心。
大平对日本转折期的论断深远影响了日本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可以说还是按照着大平设想的或指引的方向前进着。而大平在转折期所做的决策均是以“椭圆哲学”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椭圆哲学”对战后日本发展的作用是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
（四）关于外交
大平为真正实现“战后总决算”，积极并展首脑外交，为实现日本“国际化国家”的地位奔走。大平在外交活动中将“椭圆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
日美关系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和首要问题。70年代以前，日本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而日本进入转折期后，大平以为，“我国应该清算愚昧的被害者意识” ，站在对等自立的立场上，改善对美关系。大平认为，日美同为椭圆的两个中心，因此必须在加强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日本的作用，承担亚太地区的军事责任。在国际事务中，日本要在维护日美结盟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声音。最为突出的事例便是大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所做出的政治姿态：大平时任外相，不顾内外压力毅然决然与田中首相一起为恢复中日邦交努力，同时又妥善地取得了美国的谅解 。
大平也将“椭圆哲学”运用在亚欧关系上，他认为，“亚洲的开发是宏伟而艰难的事业，……那种以为不需要借西欧力量，光靠亚洲力量就能完成这一事业的想法是片面的。所以必须创造与西欧密切合作致力于亚洲开发的氛围和机制”，努力把全世界的力量集结到亚洲开发上来 。
在亚洲，中国、日本又是相互制约平衡的两个中心。大平认为处理好日中关系会对亚洲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将对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二战中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建设良好关系起到示范作用。
在外交风格上，大平将自己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宽容和忍耐的形象带进了外事活动中，是著名的“鸽派”外交家。这是对他所主张的“内政外交一体化”的一个体现。而将内政、外交统一起来的一个“联结点”，正是“椭圆哲学”。
三、评价“椭圆哲学”
纵观“椭圆哲学”的缘起和运用，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以下特点：
（一）“椭圆哲学”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重协调而不重对抗，其要点在平衡二字。协调和“平衡”正是“椭圆哲学”的来源－－老庄哲学经济平衡论和自然法思想的共通之处。大平选择以“协调”和“平衡”为特点的哲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决非偶然。大平是现实主义者，他确信“人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历史上“没有最终解决的东西”，因此要取得较为理想的解决就必须平衡各种对立的力量，使之达成妥协。要做到这点，“宽容和忍耐”、“任怨和分谤”就是必备的品质。因此“椭圆哲学”使以德治主义的面貌呈现于世。
（二）“椭圆哲学”极具实用性。“椭圆哲学”因其对矛盾的平衡和协调作用而成为行之有效的理论，因为它总是力图寻求使对立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这一点在派系斗争中作用尤其明显，所有政策都必须在各方力量达成协调和谅解后才能得以推行。
（三）“椭圆哲学”中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它更着眼于矛盾双方的互动作用，而不是仅仅研究双方的对立、统
一、转化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平正芳在运用“椭圆哲学”时，尤其注重“两个中心”中处于弱势的一方的作用，促使其化被动为主动：如主张民间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日美关系中要日本摒弃受害者意识，主动分担在亚太的军事责任等等。因此，“椭圆哲学”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哲学。只有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找到双方的平衡点。大平是深谙此道的。
（四）“椭圆哲学”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哲学，因而在冷战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运用使日本的外交极具灵活性，也为日本带来了可观的实际利益。虽然大平深知“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各自认真的防卫努力为背景的紧张的力量平衡依然是支撑和平的现实基础” ，但他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拘泥于“自由阵营国家的立场” 。在某一具体案例中，任何势力，任何国家都可以抽象为“两个中心”，而大平正芳，广而言之是日本，总是置身“椭圆轨道”之外，与双方斡旋，坐收渔人之利。这也就不难理解大平在恢复中日邦交过程中的积极姿态，也不难理解为何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大平尽管认为应力求与美保持一致，却仍在紧要关头做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安排 。
“椭圆哲学”虽有以上种种高明之处，但它毕竟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可以说，运用“椭圆哲学”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对操作者有很高的要求：平衡各方利益；还必须有“任怨、分谤”的宽广襟怀。有人很形象地将之比做“走钢丝”，稍有不慎便会跌下台去粉身碎骨。尤其在派系斗争中，一不小心便会淹没在互相倾轧的漩涡里。大平正芳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在平息自民党内矛盾的过程中积劳成疾而逝。大平一生在“充满妥协、协调和坚持原则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取得很难的平衡” 。的确，运用“椭圆哲学”是带着脚镣的舞蹈，而大平正芳一生都在充当悲壮的舞者。
“椭圆哲学”作为大平正芳最有特色的政治遗产，一向受到日本政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曾呼吁日本政府官员重新学习研究“椭圆哲学”。中国是“椭圆哲学”的受益者：大平汲取中国文化的养料创造出了“椭圆哲学”，又在“椭圆哲学”的指导下为中日友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大平逝世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对此则少有建树，甚至出台损害两国关系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政界也的确有重新学习“椭圆哲学”的必要了。
参考文献
1.许晓光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
2.李德安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
3.大平正芳著 辛华 雅飞译：《我的履历书》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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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平正芳 田中洋之肋：《复合力的时代》 生活出版社 1978年
6.吉田茂著 孔凡 张文译：《激荡百年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
7.正村公宏著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译：《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9.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10.官坂正行著 耕夫 王之顶译：《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年 12.Postwar politician：the life of Masayoshi Ohira，by SEizaburo Sato，Kenichi Koyama ShumpEI Kumon，thanslated by Willian，R。Carterkodansha，internatinal，1990
13.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点 评
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一位有作为的首相，大平正芳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椭圆哲学”。本文作者抓住这一可以透视大平政治行为的理念因素，并就此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论文观点明确，层次清楚，文字流畅，显示了该生学术发展的潜力与前景。
指导教师：宋成有教授
摘自《中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历史学卷》2002-10-17 （J-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