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的姐妹城在何处
700多年前，当时的北京有个美丽的姐妹城叫元上都。
这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城市。它在许多中外旅行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们的笔下都有不少描述和记载。人们把它和东方、和强大的蒙古帝国联系在一起，它代表了东方的奇迹。
元代诗人吴师道在《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中写道：“滦水萦回草满川，皇都佳气郁满天”，“滦河东出水萦回，叠坡层冈拥复开”，形象地描绘出了这座草原城市的风光：有满川的绿草、四周有迤逦的山岗、有逶迤的滦河……当然，还有巍巍的城墙，因为形势之好，人们用“皇气冲天”来形容。
在马可・波罗等一些外国旅行家笔下，它更是一座神奇的城市。直到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柯勒瑞吉，还在想象中神游元上都，写下不朽的诗篇――其实，当诗人在想象中，徘徊流连在煌煌的东方大都会，并挥笔写下优美的诗句时，这座城市已经不复存在，没入了凄凄芳草之中。
这座草原城市仅仅繁荣了一个世纪，便神秘地消失了。
岁月遮掩了它的容颜，风雨剥蚀了它的辉煌。由于它地处蒙古高原，一旦衰落之后，就鲜为人知，难以找寻了。
这座城市是怎样崛起，又如何消失的呢?为什么没有像历史上其它都城一样，保持长久的繁荣呢?
不久前，我随元上遗址考察组的专家们来到锡林郭勒草原，寻找这座消失了的古城。
车到塞北张家口一带，地势明显升高。从地理构造上说，河北与内蒙古，还是有不少差异。在悠远的过去，一个是华北地台，一个是蒙古陆块，中间隔着古老的亚洲洋。随着燕山运动，波涛汹涌的大洋消失了，逶迤的山脉，正是这两个古老大陆的缝合带。
进入蒙古高原，景色完全变了。农田山地，为一望无际的草原所替代。天高了，蓝了。飒飒秋风，带着牧草的气息，清爽宜人。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境内。
其实，这里与河北毗邻，差不多在北京的正北方。
元朝时，北京至大都就有东路、西路和中路三条驿路。中路距离最近，但要翻翻越山岭，行路颇难。路线是从现在的丰宁、承德一带北上，进入坝上――蒙古高原。我们走的是西路，即现在的(北)京张(家口)公路一线，绕了一个大弯。
草原上不时可见温顺的湖流。绿茵茵的草滩上，时见云朵般飘移的羊群。元上都遗址当地人称为“兆奈曼苏默”，蒙语的意思为108座庙。大概牧人们把众多的皇城废墟当成许多大高的残迹了――城市一旦废弃，确实很难辨认往昔的面貌了。
2、金莲川，孕育元朝与上都的草原
进入元上都遗址附近，草更深更绿，一片片黄色的金莲花迎风摇曳。这里便是有名的金莲川。这是令人惊奇的，在别处很少见到的金莲花，在这里竟如云似锦――也许这应验了地灵人杰或风水理论中的一些“论断”。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金莲川”都不陌生。金莲川在滦河上游闪电河的南岸，与元上都几乎隔河相望。
为什么叫闪电河?说法不一，在元代以前从未有这种名称，因此有专家认为，这是从“上都河”谐音而来，这有一定的道理。因元代时，闪电河名为滦河、滦水或上都河。金莲川东西长约10里，南北宽1－3里，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思为“黄色的平野”。川中的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这一片丰美的草原，金代和辽代的皇帝，就经常在这一带巡猎。
金莲川的南边，是辽代皇帝夏季“捺钵”地炭山。契丹语为“王国崖”。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还是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改名为金莲川的。可见这一带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是一块北依高原，南望长城的“风水宝地”。杨果在他的《心羽林行》中，描绘了元代帝王们在这里游猎的情景：“当时事少游境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细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那埸面自然非常壮观。
当时，中原地区在腐败的金朝统治下，民不聊生。忽必烈驻军金莲川草原，趁机广揽人才，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金莲川幕府，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淡彩浓墨的一笔。1242年，忽必烈将中原佛教信念领袖海云请到漠北，“部镄法大意”。海云到金莲川时，带来了弟子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位儒、释、道皆通的大师级人物――著名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便是刘秉忠的学生。
海云南返，将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在草原的大帐里，刘秉忠不断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把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中原有学识的人，推荐到忽必烈的帐下。金代状元王鹗、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张德辉等，也陆续来到塞北，会见忽必烈。金朝的一些“藩府旧臣”，也先后受召投奔忽必烈。金莲川幕府聚集的名士幕僚多达60余人。这里既有满腹经伦的学者，也有精通治道的谋士；既有战功卓著的勇将，也有独具技艺的能人。因此，在忽必烈周围，形成了一个文武兼备的集团。忽必烈的哥哥是“大汗”，他只不过是统率“漠南汉地”的总领而已。但忽必律在金莲川驻帐时期，就为统治中国做好了人才和思想的准备。
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古老的烽火台依然屹立，但铁马金戈的草原早已恢复了平静。滦水河在绿草中飘闪，如丝似线。金莲川边黄旗村的牧人，早早把牛羊赶向了草场。潇洒的骑手，骑着摩托车放牧。
3、东方都城的诞生，这是历史的选择
元上都是忽必烈在1256年修建的，初名开平府。
主持元上都建设的就是刘秉忠。和很多城市的建设一样，兴筑新城，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地址。刘秉忠精通风水，他相中了桓州之东，滦水北岸为建城地点。元上都背靠的小山称为龙岗，这颇为吉利。
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记载：“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这一传说增添了山水形胜的神奇。山、水、高敞的地势，都是建一个大城市所不可缺少的。
上都城所在地势相对较低，滦河在草原上漫流，留下了一片片沼泽。刘秉忠建城时还煞有介事地“作法驱友，并立铁幡竿镇之”。当时为排干积水，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施工。诗人写下了“铁竿屹立海水竭，卧龙飞去空冥冥”。其实，即使在当时，这铁幡竿对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也没有显得特别的神圣。后来，上都城建成后，那里成了游览观光的好去处。《滦京杂咏》中写道：“锋幡竿下草如茵，淡淡东风云月春。高柳岂堪供过客，好花留待踏青人”。
考古调查发现，在今上京遗址西北灯台山发现一块长2.1米、宽1.1米、厚0.6米的石条，石条正中凿有两个16厘米深的小孔。专家们认为这是一种树竿座，可能是当时铁幡午的基座。但从这个小孔看，铁幡竿可能相当粗。
当年的煌煌都城，如今没有留下太多的遗迹。越过小河沟般的上都河以后，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十几米高的“山梁”。这便是元上都城墙的遗址。据说，在本世纪初，元上都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城门，可如今也不复存在。
调查发现，元上都的城址由宫城、内城和外城、关厢等四个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北，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70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外用砖 包砌，四角建有角楼。东、西、南三面正中设城门。有丁字形大街与三座宫门相连。在宫城中央偏北，有一小山似的方形建筑台基，这可能为大安阁址。元代诗人王士熙曾有“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畔清暑时”的诗句。写出了大安阁的雄伟高峻。
在宫城内北部，有一阙式建筑遗址，东西长约75米，其台基与城墙等高，上面的建筑几乎建在高大城墙上。这在别处也很少见。这可能为穆清阁址。穆清阁是忽必烈攻陷开封后，从北宋汴京的皇城照拆照搬过来的。而北宋汴京这一建筑叫做熙春阁。
据记载，汴京的熙春阁是宋徽宗经常游玩的地方。“高二百五十尺，广四十六步有奇，从则如之”，“中间有耳房，阁与平座叠层为四，实为阁者有三”。如能想到竟拆迁至草原都城，但物虽似而人已非。
登上高高的遗址，但见高台的绿草之中，到处是红、红、黄、绿、蓝各色琉璃瓦碎片，目前在元上都发现的琉璃瓦有5种不同的颜色。在宫城内，目前已发现的宫殿遗址有30余处。
1251年，忽必烈受命进攻南宋。他率领的军队就从这里出发。如今，宫城以南还可看到一片平坦的广场遗址。1260年，即元上都修建四年后，大汗蒙哥去世，忽必烈率汉地大军返回上都，在这里即大汗位。此后，每年4－7月，元朝皇帝都要率群臣到元上都避暑并处理政务。这时，北方各族王公贵族云集上都，这座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城市，成为当时全国仅次与大都的第二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元上都的建筑格局不像北京那样讲究对称和严谨。其利用高远湿地多水的条件，在宫城内挖出池沼，修建园林。现在，池沼的遗址还清晰可见。据介绍，当时还在宫内养有不少动物如鹿等。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南角，街道布局对称整齐，多为官署建筑。外城每边长2200米，呈正方型，可见规模之大。
与北京城不同，在元大都城内的北部，并没有多少建筑，有一些土岗与湖泊是城内居民不能涉足的帝王游乐苑囿区。城西则是官署和作坊区，当时有大量内地工匠迁移到上都，从事为王室服务的各种劳动。
而一般的百姓则居往在城外，有集市和贸易埸所。地表发现了密集的方型建筑遗址。因地处高原，气候变化大，无霜期短，城外的民房不少为半地穴式建筑。这从宋本《上京杂诗》中可得到证实：“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考古调查表明，上都城外，东关街道长约800米，西关街道向西延长约1000米，南关街道长约600米。可见当时上都城内外确实是很繁荣的。元代一些将领官员到上都城来活动找关系，也投宿在“帐房”之中。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上都城内外发生过不少惊心动魄，影响历史进程的故事。
4、东方都城的毁灭与消失
元上都的崛起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同样，它的毁灭与消失也是一个岁月不能掩埋的巨大悲剧。
专家认为，元上都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和华北的结合部，是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修建的。在草原建设这样一座大城市，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对有10多万常住人口，而流动人口达数十万的都城来说，自然环境也过于恶劣。元上都与承德不同，清代在承德建的是避暑山庄，皇帝到承德主要是避暑，而元朝实行的是两都制。元朝皇帝在北京，主要是处理“汉地政务”，而在上都，则加强与北方各民族和各部落的联系。他们在这里，完全按照蒙古族的方式生活。如果漠北发生动乱，就从内地调集军队，而汉地发生变乱，就从北方调动部队镇压。正是由于这一做法，使元王朝自始至终保持了与漠北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同，元朝末年，元代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下埸也比其它末代皇帝好得多――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大都的前四天，他先离开北京，逃到上都，停留了几个月，准备反扑。反攻失败后又逃往漠北。
一个城的生存与发展，毕竟需要周围的环境，元上都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均需内地供给。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当时元大都实施了类似今天特区的一些政策，如免去一切商业税收，鼓励长途运销等，以保障城市的供给。
元末，一支农民起义军逼近北京，受到挫折后，又转攻大同，出关外。然后攻入大都，“烽火数千里”，“焚宫阙”，元上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时间是1358年12月。此后，这一带又多次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元上都再也没有复兴。
徘徊在元上都古老的遗址上，目光越过断墙残壁，草原上满目葱茏，满目生机。
忽然，发现在元上都东面城墙的残垣上，横斜生出两棵合抱的大榆树，这棵大榆树当有600多年。这树在草原上颇为罕见，怕是北京榆树的后代吧。应该是在毁城后不久长出来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草原有一种旷远的宁静与永恒的魅力。晚归的牧人正赶着牛羊走进彩霞。我忽然想起，就像日落定有日出一样，一个民族的衰落也一定会有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