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亲密有间型、近而不亲型、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关键词：代际关系；性别；农村老年人；潜在类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05；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6-0001-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6001
收稿日期：2016-12-27；
修订日期：2017-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RK00
3、14AZD09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07）；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5KRM079）。
作者简介：宋璐，管理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ral Elderly Familie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SONG Lu1，LI Shuzhuo2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rural Chinese families. Latent class analysis revealed five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ightknit， nearby but discordant， intimate but distant， detached， and ambivalent. The relationship types were also differentia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paniduals and families； relations with mothers tended to have the stronger cohesion， however， with older ones to be more ambivalent. And relationships with adult daughters tended to be stronger cohesion. Although more sons and daughters could weaken the ambivalent relationships， more sons are more likely to cause the detached relationships.
Keywords：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gender； the rural elderly； latent class analysis
一、研究背景
近30年碓谡策干预和老龄化双重影响下，中国家庭面临着剧烈的结构变迁；加之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可利用的家庭资源正在减少。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及个人主义盛行，家庭已无法保障其成员的福利。这一“家庭衰落”假设用于解释成年期代际关系表现为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家庭功能缩小到只具有生育和抚育的核心功能，而丧失了满足其老年成员需求的功能[1]。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代际关系仍然存在，只不过各代邻近居住（非同住）形成改进式扩展家庭（modified extended families）[2]；而且，成年子女也并未与父母隔离，即使居住距离较远也会与父母互动和交换代际支持[3]。由于东西方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农村家庭可能与西方家庭有着不同的关系模式。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个人利益对家庭整体的服从，且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传统性别偏好更为突出，一般由儿子承担主要养老责任，而女儿则提供辅助性帮助。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当代中国农村另一个巨大的结构转变――大规模乡城迁移带来的影响。教育机会和劳动参与的优势，以及现代化和城市化使成年子女受益更大，年轻一代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更容易接受以青年为主导的西方文化；而老年父母失去了对外出子女的控制权。更多农村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资源分配和养老分工发生变化，中国农村家庭关系可能正让路于新的模式。
由于家庭代际间互动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西方家庭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在家庭整合理论的发展和验证上做了长期努力，发展了代际团结模型（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model）这一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测量工具[4]。代际团结模型在概念范畴上包括了代际关系的潜在形式，以多维度代替了单一维度分析路径，应用类别分析的类型学方法捕捉代际关系多维度之间的关系并识别其潜在结构，为描绘复杂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是，现有的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主要针对北美、欧洲和以色列的样本[5-8]，其关系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家 庭代际关系的应用还非常少[9-11]。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性别视角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探索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多维度的潜在模式，并检验影响这些模式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因素。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1代际团结模型
代际团结模型基于小群体和家庭团结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将代际团结归类为六个维度：结构性（限制或促进家庭成员互动的空间距离等因素）、联系性（家庭成员间联系和互动的频率）、情感性（家庭成员间情感上亲近、肯定和亲密的感觉）、一致性（家庭成员在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上实际和感知上的认同）、功能性（家庭成员间器械和经济支持的交换），以及规范性（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12]。克劳兹（Krause）将家庭支持分为四个维度：非正式支持、有形支持、情感支持和家庭融合[13]。对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比较研究则提出了三个中心维度：地缘邻近、情感和代际支持[14]。但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相对独立的各个维度，而忽略了不同维度之间的潜在关系；特别是，代际团结的不同维度无法简单加总成单一结构，进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模式。
针对单一维度分析方法的缺陷，类型学研究采用类别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多元维度间的关系识别其潜在结构，构造家庭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分类组合以更好地描述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特别是关注代际支持的流向[5]，以及不同代际支持性质的差异[6， 8]。而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代际团结理论框架不断受到挑战。多维度代际关系反映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质量，除了代际团结模型所描绘的家庭互动和谐的一面，也有代际间的矛盾（如失望、紧张、冲突和不愉快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再被视为是积极互动最大化和消极互动最小化这样简单的理想化的关系。研究者先后提出两种主要范式：居于主导地位的团结―冲突（solidarityconflict）范式认为团结与冲突是家庭关系一对矛盾的属性，代际关系会在两者间不断摇摆或保持平衡[15]；而矛盾（ambivalence）范式则认为亲子双方对彼此或关系本身同时持有积极和消极的情感[16]以及矛盾态度[17]。代际间的矛盾被视为介于积极和消极关系之间范畴的补充维度。但是，已有绝大多数研究的样本都在西方国家，其研究结果不足以解释中国家庭关系的本质和特征。
2研究假设
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在概念上和方法上的进步和发展，使我们可以突破以往分析亲子间代际关系的传统方法。由于代际关系的各种潜在形式可能并不同时发生，研究者将代际关系聚类为三个元维度：居住距离的邻近和联系频率代表代际关系的机会结构；代际支持的流向反映代际关系的功能性交换；情感交流表现代际间的亲密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存在不同类型相混合的可能性，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同时有温情和敌对情w，即矛盾。因此代际关系基于上述维度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机会、情感和功能方面和谐的，一类是在这三方面不和谐的，且大多数关系是不和谐的[6]。借助潜在类别分析可以区分几种和谐关系类型（例如，以强感情和弱冲突，或弱感情和强冲突为特征），以及不和谐关系类型（例如，以强感情和强冲突，以及弱感情和弱冲突为特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代际关系聚类为结构（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功能（代际支持交换）和情感（亲密和冲突）三个维度，其中情感维度的积极情感（亲密）和消极情感（冲突）的强度决定了代际矛盾。
已有研究也发现家庭关系模式的决定因素，例如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资源和需求（教育、功能健康状况）、代表是否有可替代关系存在的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配偶）等，子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以及代表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能力的变量（如教育、经济条件、孙子女照料）等[5-7， 10]。中国农村家庭强烈的性别偏好可能导致代际关系类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由于女性被固化为家庭的照料者，是家中情感交流的主要提供者，更可能从事各种家庭活动、家庭成员联系和情感维系[18-19]，因此，我们预期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成为以积极情感为特征而不是以消极情感为特征的关系类型的一方。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成年女儿比成年儿子与其老年父母关系亲密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2B：老年母亲比老年父亲与其成年子女关系亲密的可能性更高。
另外，基于中国农村家庭的特点，我们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调查的老年人样本平均有4个子女。已有研究发现大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联系比小家庭的频率更少[20]，这一是因为子女可以与兄弟姐妹分担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二是父母必须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给更多数量的后代。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家庭规模与家庭中发生矛盾冲突有何种关系。有可能是在大家庭中有更多支持和服务的交换，但也增加了责任推诿的可能性，产生冲突和矛盾；也可能是更多的兄弟姐妹通过劝说和社会控制疏导家庭压力，因此减少了矛盾冲突。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强烈的性别偏好，我们考虑到老年人家庭中子女的性别结构，女儿数量对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没有儿子数量的影响那么明显。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子女数量越多，代际关系邻近的可能性越低；但是女儿数量不如儿子数量的影响明显。
在分析和检验假设的过程中，我们按照以下研究思路进行：①多少种代际关系类型足够代表中国农村社会中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代际关系的多样形式？这些关系类型有哪些特征？分布的比例如何？②考虑到性别差异，成年子女―老年母亲关系类型与成年子女―老年父亲关系类型是否相似？如果是，其类型分布是否存在差异？③不同性别的老年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是否与其代际关系类型相关？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纵贯调查。调查对象为巢湖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基期调查的设计样本量为1800位老年人。实地调查中调查员进行入户访问，询问老年人本人情况，并依次询问其每个子女的状况。2001年基期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715份，应答率为953%；之后在2003年、2006年、2009年进行的跟踪调查中退出样本（包括迁移、死亡和失访）分别为347（212%）、301（22%）和259（243%）。2009年跟踪调查在原先调查村镇中分层抽取60―68岁年龄段的老年人，补充了原样本中随时间推移而缺失的低龄老年人样本，共获得有效问卷1224份。由于本研究中的关键变量之一――家庭冲突是2009年跟踪调查新加入的调查项目，因此本研究采用2009年跟踪调查的数据。排除无子女的老年人以及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174位老年父母对应的4449个成年子女 ，即4449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配对。操作样本的基本描述见表1。
2变量测量
（1）代际关系。
我们采用8个指标测量父母―子女代际关系的结构、功能和情感维度：①距离，②联系频率，③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④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⑤老年父母获得的生活照料，⑥老年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⑦亲密感，⑧冲突。我们将反映代际间地理邻近的老年父母与其每个子女的距离分为三类：“1=本村内，2=本县内，3=本县外”。这一分类是基于中国农村迁移模式的性别差异，在传统父系家庭体系下，若无法通过升学―就业等途径离开父辈的生活圈子，儿子通常在村子里与父母毗邻而居，女儿则嫁到本村或附近的村镇。因此传统“从夫居”使儿子和女儿与其老年父母的邻近距离存在差异。为保证列联表中各分类有足够的样本，对于代际关系的其他指标，我们将多分类量表转化为二分类记分，合并类别所采用的阀值均借鉴已有的研究结果。联系频率分为“1=少于每月见面一次，2=每月至少见面一次”[8]。功能性关系以代际间的支持交换来测量，包括双向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指调查前1年内父母是否获得/提供给这个子女的现金与实物，“没有”赋值为1，“有”赋值为2。生活照料包括老年人获得/提供给子女的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及帮助洗澡、穿衣服等生活起居上的日常照料。“没有”赋值为1，“有”赋值为2。
代际关系的积极情感维度采用以下评价关系中情感亲密的三个问题进行测量：“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好吗？”“当您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她愿意听吗？”[4]。答案采用三级测量：“一点也不”，“有时候”，“非常”。各问题得分累加为该子女情感支持水平得分。取值范围为0―6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与子女亲密程度越高。量表的Alpha信度系数为095。基于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呈正偏态分布，我们以5为阈值将积极情感维度分为“1=不亲密或有些亲密，2=非常亲密”[21]。
代际关系的消极维度通过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测量：“在过去的几年里，您和这个孩子闹过别扭吗？”“在过去的几年里，您觉得这个孩子向您提出过多的要求吗（比如说让您给他钱，帮助做农活，照料孩子，照顾家务等）？”“在过去的几年里，您是否觉得这个孩子对您有意见或者有想法？”答案采用三级测量：“从不”，“很少或有时候”，“经常”。各问题得分累加，取值范围为0―6分，得分越高反映老年人与子女冲突越多。量表的Alpha信度系数为067。我们将冲突关系转化为二分类变量：“1=没有冲突（得分为0），2=有冲突（得分≥1）”。以上代际关系8个测量指标的分布见表2。
（2）成年子女特征。
成年子女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获得的孙子女照料。其中，年龄为子女在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婚姻状况（0=未婚、离婚或丧偶，1=已婚）反映了子女及其家庭的生命周期，和对父母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教育程度（0=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及以上）反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支持的能力以及父母早期的投资。子女获得老年父母提供的孙子女照料也可视为一种资源的转移，以及子女支持父母的能力。研究将子女有得到老年父母提供的孙子女照料赋值为0，“没有”则赋值为1。
（3）老年父母特征。
老年父母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功能状况，以及儿子数和女儿数。年龄为老年人在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婚姻状况划分为有无配偶，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是否上过学，功能状况包括对日常生活能力（PADL）、利用器械的日常生活能力（IADL）和高级日常生活能力的测量，如果有活动出现困难则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3研究方法
（1）潜在类别分析。
我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来检验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结构。潜在类别分析使研究者可以通过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 LCM）用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的类别变量之间的关系[22]。潜在类别分析的基本假设是，对各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每种类别对各外显变量的反应选择都有特定的倾向，即局部独立性和有条件独立两个基本假设。在形式上，潜在类别模型被定义为T个类别的潜在类别变量X（与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相对应），其被描述为分别具有i，j，k水平的外显变量A，B和C，则某个可被观测的分析单位的概率被定义为：
ijk=∑TT=1X（t）A|X=t（i）B|X=t（j）C|X=t（k）
其中，X（t） 代表X=t的概率，A|X=t （i） 代表第t类别的潜在类别变量X在外显变量A为i水平时的条件概率；其他l件概率的界定相同。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是建立潜在类别模型的两个检验参数。潜在类别概率是描述潜在变量类别的分布，其合计为1，且这些分类既是相互排斥的，也是可以穷尽的。条件概率，即潜在类别中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则相当于因子分析中的负荷因子，反映了每个潜在类别的外显变量指标的分布。条件概率较高表明某一类别的被访者更可能认同对某外显变量的某一特定回应。
为了识别代际关系潜在类别，我们首先计算只有一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假设外显变量之间具有完全独立性），逐步增加类别的数目，比较各模型的适配结果，直至找到最佳模型。最佳模型的适配检验指标主要有似然比卡方检验（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test statistic，L2）和信号评价指标（Inform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其中，前者检验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间的误差，L2值不显著表示模型很好地符合数据；后者在LCM模型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BIC（Bayesian Informal Criterion），BIC用于在有效模型中选择最适合的模型，且BIC越小模型越适合。此外，在潜在类别分析中还经常使用Entropy指数来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Entropy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Entropy等于06时，表示约有20%的个体存在分类的错误，Entropy值约等于08时分类的准确率达90%以上[23]。 确定最佳模型后，根据条件概率来判断各类别的倾向。条件概率越大，表示该潜在类别在该外显变量上选择该水平的概率越大，即该种倾向越明显。然后根据各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对潜在类别的特征进行归纳，以确定代际关系潜在类型，并加以命名[24]。最后，通过计算后验概率推断所属的潜在类别，以此来对每位被访者的代际关系进行分类。
（2）二层Logistic回归分析。
在分析的第二步，我们检验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特征对其所属的家庭代际关系类型是否有显著影响。由于本研究是以每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配对作为分析对象，为了避免同一家庭的子女因为某些共同的特征（如老年父母经济状况）而产生相关性，我们引入随机因子来消除子女因为来自同一家庭而产生的整群效应，利用分层模型控制父母特征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每个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二层模型中，层1包括子女特征变量，层2包括老年父母特征变量。二层Logistic回归模型被视为截距随机模型，除了模型中的老年父母的特征变量，在老年父母家庭层面的其他未测量的影响因素作为随机常量以解释代际关系在家庭间的变异。
四、研究结果
1代际关系潜在类型
我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这一探索性方法以识别代际关系类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分析时并没有对代际关系类别的数量和特性有先验性假设。基于之前提出的对性别差异的假设，在建立LCM过程中，我们对子女―母亲和子女―父亲的代际关系分别进行检验。在一系列模型中潜在类别个数从1逐步累加，直到对数据的拟合达到最佳。基于之前讨论的指标来选择“最优”模型：L2值与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在满足最初标准的所有模型中，寻找最低的BIC值，次之为最高的Entropy值。
对子女―母亲和子女―父亲代际关系六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3。我们发现对于老年母亲和老年父亲的每个拟合模型，L2检验值都是显著的，由于大样本卡方分布和P值往往不精确，我们将重点考察BIC和Entropy指标。表3显示在增加到5个潜在类别时，BIC值达到最小，说明潜在类别数为5时模型满足数据拟合的要求，且较为简洁。五类模型的Entropy指标在老年母亲和老年父亲的模型中分别为0704和0712，虽然不是最低，但也可接受。因此我们选择包含5个潜在类别的模型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最优模型。而不同性别的两个系列模型的一致性也强化了我们选择的可信度。
进一步地，区分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需要每个潜在类别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表4显示了五类模型的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条件概率的模式，描述5个潜在类别的特征，并根据其特征进行命名。
第一种类型“亲近型”显示代际关系在各方面都比较紧密，且冲突较少。第二种“近而不亲型”代表了虽然亲子双方住在本村（811%）和每月至少见面一次（745%）的可能性最高，但是其经济支持交换的水平最低，生活照料交换也是中等水平；最突出的特点是亲子间冲突的可能性最高（705%），亲密的可能性却最低（03%）。第三种“亲密有间型”和第四种“疏离型”两种代际关系在机会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即亲子间距离都比较远（居住在本村的都不足01%），联系频率也最低（分别为77%和41%）；但是“疏离型”代表了亲子间互动最少、最为疏远的类型，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交换水平都非常低，冲突较多，亲密感也很差；而“亲密有间型”虽然生活照料的水平一般，但是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是所有代际关系类型中最高的（896%），而且亲子间关系亲密的可能性也很高。第五种“矛盾型”的代际间功能性交换水平很高，除了老年父母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是中等水平，老年父母获得生活照料（304%），及提供给子女经济支持（481%）和生活照料（953%）的可能性都是所有关系类型中最高的，而且亲子关系团结和紧张的可能性非常接近（分别为550%和535%），存在明显的矛盾关系。
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结果显示与8个外显变量相关的条件概率被聚类为三组。一组包括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反映关系的机会结构，即交换行为的必要条件；一组包括获得/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反映了代际间的功能性交换；最后一组包括亲密感和冲突。这说明代际团结模型的建构将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为三个主要维度。进而将上述讨论的代际关系潜在类型的特征进行总结，见表5。
2代际关系类型的性别差异
通过计算后验概率来推断每个子女―父母配对所属的潜在类型，对不同性别的老年父母或成年子女的代际关系类型进行比较（见表6），以检验关于代际关系的分布是否存在性e差异的假设。结果显示，总体上最为普遍的代际关系类型是“亲密有间型”，其次为“疏离型”，再次为“亲近型”和“近而不亲型”，最少的是“矛盾型”。对于子女―母亲代际关系，最普遍的类型是“亲密有间型”（293%），次之为“亲近型”（225%），再次为“疏离型”（204%）和“近而不亲型”（180%），“矛盾型”最少（98%）。而对于子女―父亲代际关系，虽然最为普遍的也是“亲密有间型”（285%），但是次之的是“疏离型”（240%）和“近而不亲型”（181%），“亲近型”的比例（172%）低于子女―母亲代际关系中同类型的比例。
成年子女性别差异的卡方检验显示，对于女儿―父母代际关系，最为普遍的是“亲密有间型”（344%），其次是“亲近型”（246%）和“疏离型”（246%），再次是“近而不亲型”（120%），最少的是“矛盾型”（44%）。儿子―父母代际关系中最为普遍的也是“亲密有间型”（240%），但是其比例大大低于女儿―父母代际关系，其次是“近而不亲型”（236%）和“疏离型”（195%），再次是“矛盾型”（168%），“亲近型”则最少（161%）。儿子―父母代际关系中以亲密为特征的关系类型比例明显低于女儿―父母代际关系，特别是“近而不亲型”和“矛盾型”远多于女儿。假设得到验证，不管是老年父母还是成年子女，女性代际间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更高。 3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老年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的特征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对5个潜在类型的代际关系分别建立各特征变量对不同代际关系类型影响的多水平Logistic模型（见表7）。
回归结果显示，与儿子相比，女儿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代际关系，而更少有“矛盾型”代际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子女获得父母提供的孙子女照料是“矛盾型”关系的关键因素，而这类帮助通常是提供给儿子家庭的，因此女儿与父母之间较少存在这种伴随高水平交换互动的矛盾关系。另外，年龄越大的子女更可能与父母有以邻近居住为特征（如“亲近型”、“近而不亲型”）的代际关系，而较少可能有远距离为特征（如“亲密有间型”、“疏离型”）和“矛盾型”关系。获得孙子女照料的子女也较少可能有以远距离为特征的代际关系（例如，“亲密有间型”和“矛盾型”），说明照料等有形支持更多还是发生在居住邻近的亲子之间。我们还发现，已婚子女比未婚子女更可能有“近而不亲型”关系，而较少可能有“矛盾型”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已婚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责任义务更强，特别是经济供养方面；但另一方面已婚子女更多投入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减少了对父母的有形支持，代际间情感有所疏远。而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更可能有“亲密有间型”关系，更少可能有“近而不亲型”关系。同时，我们也考察了子女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除了“矛盾型”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子女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代际关系各类型影响的正负向都与年龄影响的方向相反，即性别缓冲了年龄对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女儿与父母的关系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小于儿子。
对于老年父母特征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老年母亲比老年父亲更可能有“亲密有间型”关系，更少可能有“矛盾型”关系。儿子数量越多的更可能有“亲密有间型”和“疏离型”的代际关系，而更少可能有“矛盾型”关系；而女儿数量只与“矛盾型”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另外，年龄越大的老年父母更可能有“疏离型”关系，而较少可能有“矛盾型”关系。我们也考察了老年父母的年龄与性别对代际关系类型的交互作用，回归结果显示，老年父母的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两类代际关系类型有显著影响作用。一类是“亲密有间型”，年龄越大的老年母亲更少有“亲密有间型”关系，而老年父亲则没有这种年龄效应。另一类是“矛盾型”，对于老年父亲来说，年龄越大更少有“矛盾型”关系，但与之相反的是，年龄越大的老年母亲更可能与子女有“矛盾型”关系。
五、结论
基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研究采用代际团结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和指导，识别和确定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在此过程中，我们尝试在前人研究的三维度代际关系（结构、功能和情感）的基础上，引入矛盾的概念改进代际关系的测量，以此探索中国农村家庭代际间关系的特征和范畴，识别出五类代际关系潜在类别，描述刻画当代中国农村家庭多样化的代际互动模式。
首先，我们发现了基于代际团结模型三个合并维度的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整合模式，这支持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由于过去30年中国大规模的人口乡城迁移，拉大了亲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传统的居住模式，并赋予代际关系模式新的形式和内容，单纯对家庭某一功能的改变或丧失的分析已难以描述农村家庭关系潜在的变化和多样性。我们采用代际团结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并引入矛盾概念扩展情感维度，在家庭关系的测量上作了相应修正，以识别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型。研究结果显示测量代际关系的八个指标聚合为三个合并维度――结构、功能和情感，且积极情感（亲密）和消极情感（冲突）的强度决定了情感维度是和谐还是不和谐。而且研究结果也证实，将家庭关系一般化为某种单纯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家庭的情况。一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代际关系类型是“多数”或“典型”的关系模式（如最为普遍的“亲密有间型”占比不到1/3）。二是“混合”类型的关系（不同于“亲近型”或“疏离型”这种在主要测量指标方向均一致的类型）居于主导，特别是“亲密有间型”、“近而不亲型”和“矛盾型”类似“改进式扩展”家庭，即家庭成员在地理空间上分散，但是在情感上或功能上并未远离。
但另一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的家庭中都存在弱亲密强冲突的不和睦或亲密与冲突并存的“矛盾”。只有20%亲子配对是“亲近型”关系，约一半的父母―子女关系包含不和谐关系，高于大多数西方研究中“不和谐”关系的概率[7]。在本研究不和谐关系中，占比最大的是“疏离型”（22%），这代表了最不亲近的隔离的或独立的家庭关系[5]。这类家庭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交换上缺乏互动，还伴有激烈的冲突和微弱的家庭凝聚力。有近1/4的亲子配对报告为“疏离型”关系，这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中国家庭关系一直以强固的家庭凝聚力而著称[14]。另外有18%的分类为近距离不和谐，即邻近居住和频繁联系造成不亲密或功能性交换紧张，家庭成员间功能性交换主要是基于责任义务而非积极的情感。还有约10%的，也是较为独特的代际关系是“矛盾型”，虽然在这一类型的关系中大部分是外出子女，但也有1/3以上的子女在本村，这可能意味着@种类型关系中成年子女多是暂时外出务工或有外出务工经历，因此表现为生活照料向下转移（老年父母→成年子女）为主导的功能性交换。这一类型代际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代际间的矛盾关系，积极情感可能反映了子女与老年父母互帮互助和互惠的利益安排，消极情感可能是由于老年父母照料角色的压力和代际间照料事务和金钱往来方面的分歧。
其次，我们证实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类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研究的第二组假设得到验证。研究结果揭示女儿与其父母的关系和儿子与其父母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女儿有近60%是以亲密为主导的关系类型（24%为“亲近型”和34%为“亲密有间型”），儿子只有相应的40%。而近1/4的儿子与父母关系是“近而不亲型”关系，是女儿的两倍，这说明儿子更多是基于义务和情理赡养老年父母，情感方面较为消极，甚至存在代际间的压力和冲突。“矛盾型”关系中的性别差异也很突出，16%的儿子与其老年父母是“矛盾型”关系，是女儿的四倍。但是，也有近1/4的女儿与父母是“疏离型”关系，多于儿子，这与中国农村养老责任主要由儿子承担的传统不无关系。在老年父母的性别差异方面，老年母亲与其子女是“亲近型”、“亲密有间型”关系的要多于老年父亲，而老年父亲“疏离型”、“矛盾型”的比例较高。这可能是早期家庭社会化的表现，女性更多承担照料和抚养角色，与子女的关系也更为亲密；而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则使老年父亲往往不擅情感表达，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过少，更可能成为以消极情感为特征的关系类型一方。 再次，第三假设也得到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儿子数量越多的老年父母更可能有“亲密有间型”和“疏离型”的代际关系，而更少有“矛盾型”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有较多数量子女的家庭会对养老责任进行分工，迁移去外地的子女不承担主要照料责任，而以提供经济支持作为其主要赡养方式。特别是由于迁移选择性的性别差异，儿子数量越多，外出的可能性就越大，“远距离”为特征的关系类型可能性就越高。而虽然女儿由于婚姻迁移的原因“远距离”为特征的关系类型所占比例也较高，却不直接受女儿数量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儿子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构成中仍然起到主要作用，儿子的数量直接决定了老年扩展型家庭的结构和家庭关系模式。另外，我们也发现儿子数量越多的老年父母更少有“矛盾型”关系，这说明虽然子女数量越多使得老年父母缺乏财力和精力为每一个子女提供其所需的帮助和资源，代际间疏离的可能性增加，但较多数量的子女（特别是儿子数量）也分担了养老的压力，减少了家庭内高水平照料交换带来的矛盾关系，缓解了代际间的紧张压力。
最后，我们也发现子女性别与年龄的交互效应，女儿的年龄对其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没有儿子那么明显，这意味着不被期望承担养老责任的女儿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未随生命阶段而产生较大调整和变化。同时，我们也发现老年父母的年龄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对于老年父亲来说，年龄越大更少有“矛盾型”关系；而年龄越大的老年母亲更可能与子女有“矛盾型”关系，更少有“亲密有间型”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自身经济劣势和性别分工角色，老年母亲更多选择增加与子女的照料帮助和劳务交换，因此年老体弱者也更多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但高水平的向上经济转移和照料交换也增加了老年母亲与其子女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考虑到老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更长，晚年阶段的养老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更多是基于其需求（如收入不足、健康状况下降等），因此老年母亲与其子女代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可能使老年母亲的晚年生活面临窘迫。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分析的样本来自中国中部农村地区，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高，大量外出子女可能造成代际关系中“远距离”关系类型的比例较高，研究发现是否可以推论到更发达的中国农村地区和城镇家庭还有待验证。其次，样本信息只来自老年父母的报告，由于老年人有较强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往往更倾向于报告关系好的一面，如果直接来自成年子女的数据可能会揭示更多的冲突和矛盾。最后，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的其他社会特征，如自身资源和提供支持的能力（如教育程度等）也对代际关系有显著影响，但限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未进行深入讨论，可以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和讨论这些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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