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是一种学术源流或派别，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而能够立于学术之林，占有一定位置。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塞外之精华，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岭南学派。这个学派在政治、哲学、戏剧、音乐、绘画、方志、民俗、医药、园林、建筑等，无论社会、自然还是技术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支脉。它生于岭南大地的繁茂枝干和浓密绿叶，始终覆盖和延伸我国学术园地各个角落。作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地理学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内容特色和风格等在整体上应是一致的，但它在岭南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却又不能不深受影响，在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打上地区烙印，形成一个重要流派，即地理学上岭南学派。这个学派渊源很早，兴起于明末清初，成熟于近现代，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贡献良多，继承和弘扬岭南学派文化风格，对前进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地理学仍有重要意义。
一、 地理学岭南学派渊源
地理学是岭南文化一部分，岭南文化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或者亚文化。先秦时期，南越文化已经孕育和发生，具有种植水稻，居住“干栏”建筑，嗜食水产，断发文身，笃信鬼神等文化特质。考古材料说明，南越先人在选择适应热带环境的生产生活模式中，形成了具有上述文化特质的某些地理知识萌芽。例如距今三四千年曲江石峡遗址出土人工栽培稻，反映土地利用地理知识；高要茅岗遗址所发现“干栏式”木构建筑，是为了适应岭南湿热气候和多毒虫猛兽地理环境；广州发现秦汉船台（现今该船台基本被否定），其起源可能在先秦，也是海洋地理知识萌芽一个佐证。它们反映，远古岭南地理知识萌芽和积累，一开始就具有热带性和海洋性这两个特点，它们恰是岭南文化最大特质。
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多元性特点，地理学在岭南也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域外地理学成果，并使之整合为自己一部分，这也是地理学在岭南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六朝以来泛海抵广州外国僧徒、旅行家人数不少，他们传进古代阿拉伯地理知识；唐代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聚居在广州“蕃坊”，自成社区，建有怀圣寺和光塔，伊斯兰文化和海洋地理知识等随移植广州；宋元时期，广州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通商往来更加频繁，更多域外地理知识在岭南传播也势在必然。这是中国地理学在其他地区发展难以相比的。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已发展到终结阶段，处处显示出迟暮状态。而这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却在岭南大交汇、大碰撞，岭南文化最终形成为一个多元、复杂、开放性文化体系，比其它区域文化更有生机和活力。地理学在岭南也显得特别活跃，西方新地理学许多重要成果作为一种时代潮流，首先被引入岭南，然后流布全国，岭南成为我国近代地理学第一个发祥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敎士利玛窦立足澳门，久居肇庆，将西方新地理知识，包括天球仪、地球仪、地圗、经纬度、地区性气候和海陆分布，以及世界各国地理状况介绍进来，使人耳目一新。恰如清初地理学者刘继庄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3〕。例如当利玛窦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圗张挂在肇庆天主堂门口时，“有知识的中国人喷喷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圗。”〔4〕这样的地圗后来绘制出来。“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圗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敎育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承认那张地圗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以后，他们对欧洲的敎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肇庆知府王泮还令刻印所绘《山海舆地全圗》，赠给朋友，此圗后又在北京镌刻，易名《坤舆万国全圗》，影响至广。利玛窦后来到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传播西方宗敎和科学文化。
二、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形成
地理学岭南学派作为中国地理学一个流派，主要形成于本世纪
二、三十年代，它一方面是地理学在岭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由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大群地理学者共同建立、推动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派形成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件大事，影响至为深远。
法国近代地理学与德国近代地理学至少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尤以区域学派闻名。三十年代初，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孙宕越，吴尚时敎授一本法国地理学派作风，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地理敎育和研究上建树颇多。特别是他们高度重视野外考察，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一套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许多人成为我国地理界的栋梁。他们的成果和作风，不无法国区域学派基因，对我国地理学界也产生重要影响。这样一个人才群体，实际上也是学派形成标志之一。中大地理系还汇集着英美学者，我国自然地理学一代宗师林超敎授，1934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是著名地理学者罗士培（P.C.Roxby）研究生，1938年回国，担任中大地理系主任，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很有成就。此外，建国前担任过系主任的王益崖、蔡源明、洪绂、吕逸卿、邹豹君敎授等，主要毕业于英美一些大学地理系，他们与上述各位学者一起，将中大地理系办成一个容纳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地理敎育机关。中大地理系成立不久，即创办地理刊物，先后有《地理集刊》、《地理与旅行》、《水文气象简报》等，许多师生在这些刊物发表论着，内容主要是关于岭南地理的研究成果，例如吴尚时许多地形和水文论文，主要是在《地理集刊》上发表的。这些刊物出版发行有助于加强岭南学派在全国印象和地位。
30年代，广东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一定发展，学术活动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环境中进行。这也是利于学派形成的外部条件。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和《地理学报》创刊，自此地理学与地质学不再统称地学，中国近代地理学走上独立和成熟发展阶段，同时出现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理重鎭，形成各具特点的学术分布格局。这样，大抵在30年代前后，在一大群地理学者努力下，地理敎育和研究机关、专门学术团体、定期刊物相继出现，地理讲座、野外实地考察之风渐盛，以中大地理系为核心的地理学岭南学派在广州自发地形成，并以自己独特学风和成果，出现在全国地理科学舞台上。
三、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风格
一个学派之出现，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治学精神和追求，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派。地理学岭南学派之所以能在全国地理学界中自成一家，在于它像岭南文化风格一样，具有开拓创新，不断前进；涵摄中外，兼收并蓄；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等特色，也是它的优良传统。
1、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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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涵摄中外，兼收并蓄
岭南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性文化体系，它是在岭南特殊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作为岭南文化一种风格，虽然其在岭南文化某个领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但有一个共同地方，即它是在广泛涵摄中外文化精华，兼收并蓄，滋养和生长起来的。岭南地理学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博览群书，吸收一切有用中外地理知识，形成自己知识结构体系，产生相应的成果，并作为岭南学派一个特色，异于其他地理派别。
中国古代地理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寳库，岭南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从中发崛、摄取有益养分，使之成为自己知识构件。明末清初广东史地学者屈大均所撰地理百科全书式著作《广东新语》，其许多素材依靠博览群书所得，如为该书作序的潘耒曰：“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终成传世名作。徐俊鸣博览我国历史文献，建国前写就《中国历代统一地理观》一书，蜚声海内外；近年刊行《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其引用文献之多，在岭南地理界堪为翘楚。中大地理系孙宕越敎授抗战时所写《国防地理》巨著，博引古今中外许多用兵成败战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例，同样融汇大量历史资料。华南师大地理系吴壮达敎授为研究台湾地理，收集有关台湾文献不遗余力，故鸿篇巨制，不断推出；研究西北史地和黄河变迁史闻名中外的中大历史系岑仲勉敎授，在博览群书方面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他们著作中有很深厚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渊源。
建国后，岭南地理学者很快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从过去崇尚西方地理学转到学习苏联地理学，博览他们过去不熟悉的俄文书刊成为这种转变关键的一环。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这股潮流，如饥如渴地吸取苏联地理学精华，在中大地理系圗书室里，就有莫斯科大学学报（地理学）、列宁格勒大学学报、苏联科学院通报、苏联地理学会通报，以及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等俄文期刊十余种。许多人很快掌握这种语言工具，一些人成为苏联地理学专门家，代表人物有中大地理系王正宪敎授、曹廷藩敎授、钟衍威副敎授等，王正宪敎授还翻译出版俄文版《英国经济地理》、《新城市总体规划》等书，乃岭南地理学者学习苏联地理学一个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地理学者仍保持对日新月异世界地理科技狂热追求，充分利用邻近港澳这个优势，吸收、引进西方地理学最新成果，同时以崭新姿态和装束，走出国门，踏上与世界地理科学界交往道路。仅中大地理系1980—1988年派到美、英、日、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香港进修、考察、访问、交流、合作研究敎师45人次，出国攻读学位研究生、青年敎师为数也不少。这些国家和地区前来交流、讲学地理学者人数更多。中大地理系还举办过“城市规划敎育研讨会”、“城市建设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城市在亚洲”、“珠江三角洲环境与空间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德地理学发展与地理敎育学术讨论会”等大型国际性地理学术交流。华南师大地理系、广州师院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等类似交流活动也不在少数。岭南地理界与西方国家和港澳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例如广州地理研究所与联合国大学合作研究“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水陆相互作用”，广州地理研究所、华南师大地理系合作进行“广东省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与整治的研究”，与联合国敎科文组织进行“鼎湖山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人与生物圈），以及与日本筑波大学开展“南亚热带气候资源合作研究”，还有中大地理系与加拿大不列顚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人类聚落研究”等。另外，翻译、编着出版国外地理书籍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例如许学强、朱剑如编着《现代城市地理学》，即系统介绍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学派及其主要观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都为借镜、吸收国外地理学新成就创造了良好条件，岭南学派恰利用这种形势，大大加强、充实自己学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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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
岭南属热带气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一年都可以开展野外工作。这种地理环境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地理研究非常有利，因为有了这个天然条件，地理学者可以长期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探索眞理，总结规律，这比北方地理学者限于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总结有很大优越性。这不仅对于地理学，而且对于地质学、海洋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都一样有利。故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反映岭南学派另一个特征。
实际上，组成岭南文化许多学科都有这种精神和作风，例如原中山大学民族学者杨成志敎授说：“民族学是用双脚在田野中走出来的”，说是民族学的成果是长期野外工作取得的。又岭南民俗学在全国也独具一格，30年代中大还有民俗学会之设，出版民俗学丛书数十种，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其成果主要也是野外调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得来的。
地理学岭南学派上述主要特色是一个紧密联系整体，祇有不断创新，才能为地理学发展提供可贵原动力，为此需要不断地吸收新知，博览群书，容纳百家，兼收并蓄，增强学科基础理论和技能，岭南学派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此。故在学科建设方面，能走在一些地区前面。但是，地理学每个成就，都离不开野外工作基础，岭南学派即擅长和优越于此。祇有实践才能验证新地理理论和技能，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地理学新陈代谢，加速它开拓创新，向高一级水平迈进，这是地理学在岭南发展道路和规律，也是它文化风格的眞谛。
四、余论
学术分流派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反映岭南文化的岭南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如此，而且在组成岭南文化的各个部门或学科也是存在的。例如在政治上，有承袭改革中国政制的理论，掀起太平天国、康梁变法、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绘画上也有岭南画派诞生，吸收西洋之长，与传统国画熔于一炉，创为新画派；至于广东音乐、粤剧无不如是；岭南文学以华侨，港澳台为题材者不少；岭南中医学更具地方特色，明代邹善为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作序曰：“岭南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而患不降，地湿故阳常盛，而患不升，业医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窍发之异，有以夺阴阳动历之变，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鲜有不失者，”这里不套用中原“常法”，成为岭南医药派主要原因。故50年代初史学大师中山大学陈寅恪敎授和岑仲勉敎授在学术通信中已提出“南学”有研究之必要。如新会一地， 自明代陈白沙以来，在民国有陈垣、梁启超之兴，殊值得探讨。学派分野在地理学上也很多，以国别而言，就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英美学派、苏联学派、日本学派等； 以学术观点而言，笃信某一理论者， 也属某一学派，例如在地理思想演进史上，就有二元论、人地关系论、生态论、区域论、景观论、计量法则论等，都可称派；以学术出身地域而言，在国内就有所谓北派（北京大学）、南派（中山大学）、东派（南京大学）、西派（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这本来是很正常现象，没有流派倒不合乎事实。其中地理学南北分流问题，林超和曾昭璇敎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后来曾昭璇把地理学岭南学派归纳为野外工作、博览群书和努力创新三大优良传统，进一步将岭南学派问题具体化，殊足值得重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岭南学派存在，或者祇承认它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存在于地理学中，这当然可以讨论，但学派问题提出，至少可以引起争论也是有益的。各家各派在争论中，或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或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在争论中把认识引向深入。这对地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针对当前一些青年地理工作者和学地理青年学生不愿出野外，认为现在科学昌明，收集资料不必做田野考察等，以及时下社会生活内容丰富，不愿看书本等，岭南学派的传统和作风对他们都有启发和敎育作用。所以个人不揣知识浅薄，在学派这具有挑战性问题所作的一些议论，也是引玉之砖，祈请地理界同仁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参考文献
〔1〕嵇含：《南方草木状》卷1。
〔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3〕刘继庄：《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
〔4〕《利玛窦 中国扎记》第179—181页，中华书局，1983年。
〔5〕王洪文：《地理思想》第273页，（台湾）明文书局，1988年。
〔6〕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原载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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