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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的租佃制度与华北、苏南、关中等地的租佃制度相比，具有租佃土地多、公田多、分成租多、土地流转快等特点；该地区普遍的租佃制与边区地处三边商品流通、商品经济发展、农业比较效益、农户家庭经营的选择和政府无暇顾及社区公共事业的现状相联系，与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村生产要素流通体制相适应，是农村社会的经济选择，对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
【关 键 词】赣闽边/租佃制/经济选择/农村社会
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租佃制度的传统认识积淀深厚。赣闽边地区包括江西的赣南和福建的闽西近30个县的广大地区，它地处赣闽两省交界的丘陵山区，相对而言是较为贫穷的省际边陲地区，同时又是闽赣粤三省人口与商贸流通的孔道，近代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腹地；既是20世纪初期前近代传统农村经济较完整的模特，又是较贫困的地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型的典型，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另一类型。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等革命家进行的大量调查和当地众多的方志资料，为该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多年来我们在赣闽边地区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则为我对该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感性认识。本文疏理了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广泛存在的土地祖佃的特点，分析了地主与佃农的经济选择及其租佃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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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赣闽边区农民来说，身处“人多地少”、地权集中而流转迅速的经济环境中，既是生存挑战，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从社会发展来说，如果赣闽边区农民仅从人均有限的6担谷田土地求生存，如实行人人平均一份，就很难推动农民的外向寻求发展和拓展新的产业，不仅农民需要从市场获取的生活资料难有来源，而且农民的经济生产与生活就会一潭死水，失去活力和灵性。在当时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发展水平下，人多田少的赣闽边山区农民，如果不通过展拓副业和外向兼业劳动，逐渐实行分流，那只有共同贫穷一条路。然而，赣闽边区尤其是长汀、上杭、武平、寻乌、会昌、瑞金等县，由贡江、汀江、梅江水系将三省连为一体，地处赣闽粤三省边际商贸要冲，是清末民初东南沿海商品经济连接东南腹地的主要商道。与因近代商路改道而全面衰落的赣江动脉商道相比，赣闽粤三省边际古商道不仅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则随着汕头、潮州等沿海城市的开埠，更加繁荣。因此，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同时发展农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副业和向外发展兼业性劳动，融入省际经济交流的商潮，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多元流动，实行亦农兼业（亦工）的经营模式，是人多田少的赣闽边区农民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摆脱单纯从有限土地上求生存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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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边区农村通行的土地租佃制，是租佃双方即地富与佃农在这种长期的生存竞争和经济博弈中，各自在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时共同接受并作出的经济选择。它作为优化配置农村生产力资源的运行方式，与当时边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相联系，与边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
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历史上的租佃制是随着地主阶级的发展而壮大的，由雇工经营转向租佃经营是地主阶级进一步腐朽的产物。然而，如果按照制度学派的说法：地主制，也就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土地租佃关系，是市场经济的范畴之一，是市场发展后的产物。（注：赵冈：《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租佃制》，《中国农史》1997年第16期。）经君健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不是外生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注：经君健：《论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也可以说，没有市场原则的作用就没有租佃制发生与发展！许多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个案证明，市场的存在是租佃经营的前提，市场的发展也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近代商品经济越发展或受其冲击越大，农业经营因其生产的特殊性和所处的弱势产业地位，并没有导致所谓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出现或发展，倒是农户家庭经营式的土地租佃制反而越发展。赣闽边区是这样，民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农村也是这样。（注：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24—22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据有的学者研究，这种发展趋势早在中国明末就已现端倪。（注：赵冈：《历史上农地经营方式的选择》，可参见《沈氏农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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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清末民初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赣闽边农村传统社会经济逐步解体，近代工商业相对农业的比较效益更加明显，这是人多地少、资源有限与土地高度集中的赣闽边地区农民所面临的新的生存挑战。然而，当地农民跟随商品经济发展的脚步，受商品市场通行的原则制约，以土地租佃制和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相结合，灵活配置社会生产要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首先，通过土地租佃制配置农村生产要素，促进了地富阶层转向工商业和加速原始积累。
其次，土地租佃制的运作，促进了农村众多公田的有效经营，进而有利于传统社区公共事业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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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实现缓慢的转移。
通过租佃制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边区农民获得打工挑担、做手工业、放竹木排，甚至出洋谋生等选择，成为向外发展的主要渠道之一。上杭白沙乡锦华保，“全保平均粮食一年不足2—3个月，人民以挑担劳动所得，从大蚊等处购进补足”。各地墟场、码头，许多农民，经常参与“赶墟，列队待雇”，竟相从事兼业劳动。（注：章振乾：《闽农村调查日记》（1945年4月—7月）《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26—28页。）清末，“闽西的布匹、药材来自江西，“龙岩到长汀的挑担夫，最少亦有一万人”以上，同时沿途的商店、客店、小贩等“所影响沿途靠着担夫旅客吃皈的最少也有三万人”。（注：《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78—279页。）在赣南的寻乌等地农村，一般农民则有1/3之的时间投入挑担、经营小商业、做帮工、短工、苦力、做小手艺等副业劳动，其中贫苦农民自耕或租佃地主土地从事农田劳动外，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以通过寻乌商道的挑脚计，从石城、瑞金方向来的每日400—500挑夫，自安远经寻乌至梅县的挑夫100—300担。（注：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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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0，62页。）地处山区的兴国县永丰区，“百家贫农中，有十家兼去挑脚”。（注：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10）》，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8页。）在寻乌县的罗塘到武平县的下坝之间，挑运之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于途；”下坝商业的鼎盛时期，平日里本地船工及往来于此地的挑夫，不下一二千人；（注：《武平文史资料》，总第5辑，第2—
3、7页。）在闽西长汀，据记载，每日由赣东南和闽北肩挑至长汀的农副产品达2000担，（注：《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287页。）可见，每天进出长汀的挑脚夫也在数千。清末民国时期，贡水水系、汀韩和梅韩水运一直是赣闽粤边区的主要进出口通道，沿河的村民往往是以水谋生的排夫船工。他们农忙时务农种田，农闲是撑船放排；有货时行船，无货时耕种。排夫船工的数量，据记载，武平北部的店下，约有三百多人；（注：《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0辑，第45页。）闽西汀江上，航运业鼎盛的二三十年代，船工达万余人。（注：《上杭县志》，1993年版，第278页。）在赣南闽西调查访间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读书人除外），几乎没有人没有挑过担，小部分还是专业的挑夫（帮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据受访老人估计，清末民国，平均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个劳力兼营挑脚。在兼业的过程中，有些农民把挑脚和排夫船工变成谋生的主业，（注：如原籍篁乡（现晨光镇）、现年50多岁的寻乌马蹄岗博物馆职工古伟富回忆说：他家4兄弟，6姐妹，家中租种地主两亩田，完全不够吃，全靠他父亲挑担养活全家。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3天一个来回，正好赶上公平圩日，卖盐买谷砻米，又开始下一个行程（据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而上杭县的丘上培，1899年下南洋，民国初年7次回家乡，则前后携带亲友及乡邻17人出国谋生。（注：上杭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杭县志》，1993年版，第661页。）
在农民向农业以外不断拓展与创新的产业中，不管是挑脚夫还是船夫或放排工，也不管是传统副业或手工业的延伸，还是从事工商业或其它服务劳动，都是传统农村劳动力缓慢从传统农业转移出来的表现。
第四，租佃制的运作与市场经济相伴生，促进了社会的激烈竞争，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特别是边区农村高额的地租（普遍是正产收获量的50％）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经济剥削，为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推波助澜。这种社会的分化，在农村传统的简单商品经济竞争中不致太激烈的情况下，依靠传统政府少量的救济和社区或宗族间的简单互助，也大致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西方列强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下，不平等经济竞争和农民所受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从而在加速传统农业的破产的同时，也加速了广大农民的贫困化程度，恶化了分期农民的生存环境。于是，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则将伴随贫苦农民的巨大痛苦，如果出现战乱和大自然灾害，则必将导致社会的巨大震荡。因此，在近代化进程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已经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选择：即政府能否借助宏观调控政策，在发展工商业经济、加强工商税收征管、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引导农村劳力转移的同时，关注与保护农民弱势群体，适时贯彻“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努力推动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的转型中避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社会对近代政府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