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一群体已经从职业群体变成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在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继续下去。
一、从职业群体向身份群体转变 1979年以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很快就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也使农村内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许可下，一部分农民就开始从事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到乡镇企业做工、搞长途运输、进入集镇做一些小生意等，农民群体的职业出现多元化。
农民职业分化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洪礼、李学广等人就提出了农民队伍构成的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从职业的角度重新对农民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学艺先生提出的8个阶层的分析方法和观点。这8个农民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这里的“农民”主要是指农村户籍身份的人。各个阶层之间所从事的职业差异很大，但是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户籍身份——农民户口。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很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视。
二、1990年以来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又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仍然使用陆学艺先生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我国农民群体的分化现象，我们发现上述8个阶层中各个阶层的数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一是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二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减少，三是雇工阶层的分析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四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 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阶层。这个阶层近十几年发展很快。1989年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数为878万户，从业人员1381万人。1994年达到1467万户，从业人员2551万人。1998年为1943万户，从业人员3855万人。当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业主而是雇工，所以真正的个体工商户主并没有3000多万人。但是，这一阶层是由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两个部分构成的。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是指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当时每年的增长速度均高达30%－40%，1987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被誉为我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被迫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2002年为止原有的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了。2002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7%，集体资本已降至16%，个人资本上升至50%。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性质的乡镇企业数量大大减少，原来意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规模大大缩小。另外，现在乡镇企业范围扩大，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从统计中已经很难区分出原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因此，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性的概念，“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雇工阶层。这是根据就业的劳动关系划分出来的，指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资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身份也是农民工。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完善，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出现，从职业标准中把劳动关系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突出出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已经意义不大。原来的雇工阶层可以归入农民工这一阶层。也就是说，原来的雇工阶层已经“消亡”。
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中出还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经纪人，这一群体无法归入到上述8个阶层中。
三、农民群体变化的特点
前面我们仅仅从就业形式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群体在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变化，不同农民阶层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了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强势阶层，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弱势阶层。党国英曾经提出“乡村权势阶层”的概念，它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这一阶层自1978年以来正在农村崛起，他们有权力、有势力，受普通农民的敬畏、羡慕、妒忌，有时是愤恨。这说明农民群体内部阶层之间出现了质的差异。农民群体中的强势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以及乡村管理者阶层等；农业劳动者、一部分农民工以及一些无业农民等则成为弱势阶层。强势阶层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占主导，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合理范围。但是，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1，1996年为0．43227，说明农村内部农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造成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类型的角度看，199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78．96元，普通工人为2369．35元，技术工人为2050元，专业技术人员为2659．53元，乡村干部为2404．89元，企业的一般干部为2993元。收入最高的是企业一般干部，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再其次是乡村干部，最低收入的是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1996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变差。因此，很多地方农民宁愿抛荒也不愿意种地，发达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都有这种情况。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把农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信中说，在许多地方，农村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纷纷外出打工，一些人表示死也要死在城市。他们外出之前对所承包的土地不做任何安排，任凭土地抛荒。组织生产的干部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农民即使种了地也不好好管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种田亏本，而且负担很重。
四、农民群体变化的走向
农民群体的变化方向与速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谢志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这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之所以大规模且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流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的变化，从而引起农民群体经济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差异的出现。就业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职业地位是引起农民分层的直接动因。
社会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获得职业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条件，二是社会条件。个人条件包括籍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年龄、体质、容貌等先赋性条件，以及一些通过努力获得的自致性条件，例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等。就社会条件而言，有就业制度、就业机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条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也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一方面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受教育机会是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群体寻求非农就业的动力非常强，这在每年大批农民外出就业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彻底。近年来，国家也认识到农村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实现城镇化。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2003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农民外出就业开始持一" 种积极的态度。2001年以来，各地纷纷降低农民进城就业的条件。北京市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广东已经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体本身的就业观念、国家对农民就业的政策等个人与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五、结 语
农民群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民群体变迁的速度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农民群体变化的程度是不同的。理论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体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将进一步加快，但是，由于农民群体年龄、素质等结构的制约以及城市本身就业、世界经济变化等方面的挤压，特别是一些不平等制度的限制，农民群体进一步分化与发展存在较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