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与他的小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广受读者与研究者关注。时人把他与张恨水并列，誉称“南张北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刘云若与其创作都不被提起。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起，刘云若才重新回到学者的研究视野。截至目前，他的两种身份最受人重视，一是社会言情小说家，二是地域文化书写者。与此相关，学者也主要从通俗文学与地域文学两大视角对刘云若小说加以观照，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对目前的“刘云若研究热”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当下刘云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标签化与碎片化，缺乏一种通观的整体视野。针对此，本文拟从刘云若的家国认同出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他的一系列文学书写加以探讨，力图更为客观与全面地去认识与评价刘云若及其创作。
家国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于哪个地区、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所在区域或国家的政治、文化、人群等社会组成因素的情感与评价。顾名思义，家国认同，包括着家乡（或故乡）认同与国家认同两方面。家国认同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写作立场与写作风格。就刘云若而言，家乡认同即他的成长地――天津认同，国家认同即当时的中国认同。与这种认同相伴随的是他对当时天津城市与中国未来的丰富想象。现分而论之。
一、 家国认同之天津认同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刘云若对出生地天津的认同尤其强烈。这种认同使其创作多以天津为背景，因此具有浓郁的天津地域特色。就其天津认同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刘云若出生并成长于天津。据张元卿等学者考证，刘云若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天津，十四岁时曾随父客居保定，四年后返回，之后一生几乎再没离开过。书写熟悉的出生地，是大多数作家的天然选择，刘云若自不例外。二是刘云若有着强烈的原乡情结。在他生活的时代，天津已基本上是与京沪鼎足的现代大都市，但是刘云若对天津的定位却是“小扬州”。他更向往的是古代的传统的乡土天津，曾借《小扬州志》叙述人之口描绘古代天津：“当时城外是绿野晴川，城内是笙朝笛夜……加以北方民风淳朴，自然于水木名瑟之中，更有熙来攘往之气，教人回想起来，真恨未能早生一百年。”三是受当时报刊载体的限制。刘云若主要在《天风报》《北洋画报》《商报》等天津报刊上连载文章，其接受群体多为当地人，所以他会更多地去书写天津。基于强烈的天津认同，刘云若重点书写天津的城市空间、市井民众，以及充盈其间的风气、习俗。
刘云若眼中，天津是个被动接受世界文明的城市。他既从切身的生活角度出发，去大量描写小巷胡同、贫民窟、码头、坟场、府宅、戏院、妓院等传统空间，又将处于变化中的城市新事物，如电车道、租界马路、医院、百货公司、西餐馆咖啡馆、俱乐部舞场、公馆、球场健身房、车站、公园 、现代空间影院等，纳入视野。此外，一些中西混合、新旧并杂的城市场所，也颇受刘云若关注，南市三不管、烟馆、赌局等可以作为代表。而其中对贫民窟与妓院的书写相对集中。贫民窟多是底层土娼和其他从业市民的居住地。刘云若小说的主人公不少都有沦落到贫民窟的经历，甚至有的就生长居住在贫民窟。如《旧巷斜阳》里的女招待韩雪蓉就出身于大酒缸胡同的贫民窟，《酒眼灯唇录》里伶人陈碧莹和学生胡靖南落难时落脚白骨塔胡同与草厂街胡同的贫民窟。同时，可能是因为刘云若年轻时多在烟花场所流连，故他对天津的妓院了如指掌。不少作品再现了昔日畸形繁荣的花界景象。《小扬州志》曾记录了花界封台大典。当日，各个妓女都要请来自己的客人，免费献唱，若得资费，则分文不要，都施捐给园子里上下执事的人等，以作过年费用。这种热闹异常的描写，无疑会使读者对当年所谓的封台大典能有相当清楚的了解。
刘云若笔下的人物，包括寓公、市井帮闲、无赖混混、女混混、悍妇、底层市民、职员报人、各色艺人、妓鸨、姨太太、舞女、豪士侠女、名士、学生教员、旧家子弟、闺秀、商人买办、军阀官员、洋人等，无不当行逼真，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个人与群体人物画卷。其中平常民众是其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海誓山盟》中的邵老台、容佩馨，《旧巷斜阳》中的璞玉、雪蓉，《春风回梦记》中的如莲等，均为普通民众。他们性格各异，命运遭遇也不尽相同，而作者着力挖掘和表现他们身上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哏儿、热情与豪爽的优点。
此外，展示丰富多彩的天津市井民风，也是刘云若一个重要的书写方向。他长期生活在天津，对老城区与南市一带十分熟悉，他的作品宛如一幅当年旧天津的风俗画，今人可以从中看到已经逝去的旧天津形象的历史图景。正是因为着力反映了天津的民风民俗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学、民俗学价值，以致于现代不少学者将他的小说作为研究当时天津社会的重要史学材料。
二、家国认同之中国认同
刘云若极力书写天津地域的风格特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发掘与认可。但是，除有着强烈的天津认同外，他还具备广阔的国家视野，怀有可贵的中国认同。这种认同，反映在文学书写中，形成了其小说的四大主题。
一是传达自觉的国家意识。《小扬州志》中借叙述人口吻宣称：“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这段话重在强调作家经过中国外国对比而最终选取了中国的立场，也表明了作家写作中有着明确的国家意识。其他小说中也多有类似言说。这绝非是因为刘云若思想保守自闭，而实际是，在西风东渐大背景下，有良知作家对国家优良传统自觉维护的一种行为。二是流露强烈的亡国焦虑。如《粉墨筝琶》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的中国社会。小说开篇写到：“自从太平洋战争一起，日本军队占领天津租界以后，好象不止要把英美两国完全从世界地图上削下去，还要把中国人的‘英美馀毒’完全从心目中涂下去，这事虽然绝办不到，然而日本人那种小人国耍大刀的盛气和妄想是很大的，办不到也要办。”作者当时的愤恨之情，国破家亡之焦虑，溢于言表。三是揭露严重的社会黑暗。他的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军阀出于各自的利益互相征伐，争夺上层社会的统治权，而罔顾人民的身家安危。及上台之后，又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混混儿们则狡猾狠毒，占据了底层社会的统治权。他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揭露黑暗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底层环境，成为刘云若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目的。四是宣扬不断沦丧的社会美德。刘云若深切关注战乱国人的伦理道德。一方面，对于道德沦丧者，加以批判，揭露、讽刺其虚伪、势利、阴险、狡诈的恶劣言行，另一方面则试图发掘和表现高尚而美好的人性。书写反面角色与黑暗情形时，多用讽刺、夸张手法，而对正面人物与合理现象，则运用平实、客观的笔墨。《小扬州志》中写恶人散德兴，称其“蠢胖”，“肥得上下左右几乎见方”，“好像个翻着胸脯儿的死蛤蟆”，“凹凸互见的头竟似菠萝蜜”、“血盆样的大口”。作家通过这种描写透露其情感倾向。而对《春风回梦记》中真切、柔媚、富于牺牲精神的如莲，作者则深表同情与怜惜。
强烈的家国认同，使刘云若的文学书写既有自觉的地域意识，又具广阔的国家视野。他是津派文学的开拓者，也是其中重要代表。正如一些学者所评论的：刘云若作品充盈着天津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于海派作家着力于大都市的繁华，也不同于京派作家着重于官场，刘云若把书写对象聚焦于天津普通民众，从而在文学史上促成独具面目的一派。同时，由于身处被列强包围的战乱中国，关心中国未来之出路，他便借助文学书写，大胆揭露当时社会之黑暗，尽力摹写国人之情态，大力宣扬道德重建并呼吁救国图存。这些也使刘云若足以身列中国文学大家之伍。可以说，若就家国认同与文学书写而言，郑振铎评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在张恨水之上，并非意气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