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和基本途径。特别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就更有条件和更有能力担纲这一重任，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讲故事的，它天然赋有着最能把故事讲好、讲精彩、讲澜熳的美学机制与艺术要素，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彪炳史册、熠耀时世的大作品和好作品。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对语境的营造和选择却极其重要。举凡能够烛照时世和通达心灵的扛鼎之作，从来就无不借重于新颖、卓拔而独灼异彩的语境的扶掖与洇濡。
一
文学的语境，不仅是指文学得以构成、创作得以行进、情节得以展绽、事件得以演绎、场景得以旖旎、形象得以鲜明所必不可少的语义环境与语言创意，而且更含有对形成和深化这语境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族群的情感与精神的认知和采撷。正因为如此，文学语境就绝不单单是个语言问题，而是有着更大的范畴、更广的意蕴、更深的思想和更高的精神，并因此而使之常常会成为文学创作的成功要诀与鲜明特色。
这既是形成文学风格和文学秉性的环境要素，又是氤氲文学题材与文学精神的物质条件。存在决定意识，环境产生语言，而历史规律和时代精神则对所有的存在与所有的环境均具有驭动力和覆盖性，这就自然会使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的因果呼应关系成为铁律。因此，文学的语境实质上就是文学水土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或曰其为特定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通过文学创作所实现的一种审美表达与精神延宕。故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就都必须和必然是特定时代条件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思想升华和美学熔铸，而作品本身则正是体现这一升华与熔铸的意识和艺术的物态形式。这个过程和这一形式的直接表现，便是文学的语境。
由此可见，语境之所以会对文学产生辑构力和影响力，并不仅仅在于语言、修辞和逻辑本身，而更在于隐藏于其后和融汇于其中的特定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与族群意识。正是它，才决定了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以及由之所构成的精神特质、意识旨趣与美学风格。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自然明白了在创作实践中，怎样才能营造、优化和提升文学的语境？如何才能通过纯真、敦厚和隽朗的语境而出奇制胜地讲好中国故事？
正像列夫・托尔斯泰以其所特有的俄罗斯时代和社会语境，而创作了堪为史诗的《战争与和平》; 巴尔扎克以其所秉具的法兰西社会生活语境，而创作了独标真愫的《人间喜剧》; 福克纳以其所拥有的美国时代变迁语境，而创作了光照文学宏庑的《喧哗与骚动》; 艾丽斯・芒罗以其所体悟的加拿大温纳姆乡村语境，而创作了荣膺大众礼赞的《亲爱的生活》;作为身处大变革、大发展之时代与社会语境中的中国作家，当然要在充分调动和运用这飞扬着激情与诗意之语境的前提下，而着力创作文学佳构，倾心讲好中国故事，热情传达时代声音。也只有这样，才会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和时代，才能真正写出对时代、社会和人民都有用和有益的文学作品，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在时代化与个性化相熠互融的文学创作中将生活写“实”，将社会写“真”，将人民写“美”，将时代写“新”。基于此，完全可以断言，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定会膨现出对时代发展秉以认知价值，对社会前进具有启迪意义，对精神提升产生激励效能，对民族振兴发挥驱动作用的宏篇佳构与史诗华章。因为大语境产生大作品，早已成为一个屡试不爽的美学法则，并不断地被具有在场性的文学实践所证明。这其中的关键环节，就在于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否真正认识、理解、把握并创造性地撷取了那属于你的文学语境！
不言而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个身处时代大变革和社会大发展之生活激流中的中国作家，其对文学语境的选择和撷取，自然就只能是也只会是由现实人生谱系和传统文化基因在相熠互融之中所形成的文学语境了。这是什么呢？这便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情愫、中国意韵、中国旨趣、中国梦想、中国诉求，特别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的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新时代和新世相，如此等等。当这一切均以“气”化和“液”化的方式而交融、洇酿、蒸馏、升华为一种特有的中国精神、中国声音和中国式的美学表达方式时，那就是中国作家所属的文化语境。创作主体只有对它怀着钟爱之情与敬畏之心，并能充分地掌握、合理地撷取和熟练地运用，便可认为是具备了创作优秀文学作品的主观条件。
之所以如此，盖因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只有依恃这种文化语境，才能深刻、准确、生动、有力地写出中国社会、中国精神和中国人的情理与心智，并因此而形成审美的独特性和文学的“这一个”。
二
正是由于文学语境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属性和特异美学禀赋，所以它才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定“格”和定“性”的作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举凡承载着深刻社会意义和鲜明时代特色，并拥有新蹊而美奂的艺术表达方式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其作者对所属语境加以透彻理解、娴稔运用和精准把握的结果。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熟悉了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语言风格时，便每遇其新作问世，几乎不需要看署名，也能分辨出作者是谁？为什么我们在读普希金、海涅、但丁、泰戈尔、聂鲁达等诗人的诗歌时，那感觉就俨然是进入了他那个国度，回到了他那个时代，甚至触摸到了他当时的心绪、情态和生存状况与精神境界？不就因为融贯于其作品中的特殊语境于冥冥之中给我们传达了这一切么？
确乎，屈原的产生，曹雪芹的产生，鲁迅的产生，一切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深厚生活底色的大作家和好作品的产生，都无不有赖于他所属的特定语境，而这种特定语境又是由特定的时代、社会和族群所洇濡和构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实践中，既要对语境有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更要对自己所属的特定语境充满自觉和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地驭动和体现这一特定语境，从而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深刻反映生活本质的优秀文学作品来。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既赢得国人的接受、认同和赞许，又深为异邦读者所艳羡、欣赏与接纳。因为中国人通过这些作品，既看到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生活，又从中获得了欣悦、启迪和教益。外国人则通过这些作品，不但认识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与心灵世界，而且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实社会所充盈的真情与美感。 这个过程和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人们不仅渴望从文学中体验新鲜性，而且更期冀从文学中寻获归属感。社会文化语境所赋予文学的，就主要是这种新鲜性与归属感。然而，在创作实践中，一些作家却常常在这二者之间划了红线，不仅人为地斫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甚至还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二律背反中越走越远。由此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率然放弃乃至鄙弃自己所属的文化语境，而刻意地无度地将自己的创作嫁接在西方文化语境之中，以至无节制地祭起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一古脑儿地氽进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涡流中，极尽模仿、因袭、照抄照搬之能事，且频有文学的怪胎呱呱坠地。其结果，无非是中国人不买账，外国人不认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它同自己的历史绎变、现实生活、审美情趣与精神冀望完全不搭界，毫无认知价值和阅赏快感。而在外国人看来，它则纯乎是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不仅东施效颦，幼稚可哂，而且在意境、题旨、形式、方法上，也往往都是将人家早已抛掉的劳什子，拿来当做宝贝一样大肆渲染和铺陈。
如此这般，又何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达到觅蹊创新的目的，实现跻臻高峰的愿景呢？
显而易见，之所以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反向的追索与错位的投诸，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对文化语境的认识与选择上发生了失误和偏颇。而产生这种失误和偏颇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信，对现实社会变革缺乏认知，对文学创作规律缺乏把控，对大众审美习惯缺乏理解。这样几个“缺乏”的共同发力，便足以泯灭和颠覆一个作家的民族情愫与理性思维，乃致其不能不在创作的道路上陷入蹀躞和蹈入误区。
其实，对世界而言，中国的文化语境无疑是最深厚、丰赡、旷达、优熠的，这当然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亘远、厚重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广泛、深刻。对于此，就连蓄意要“抹黑”“唱衰”中国的西方极端势力也不得不深怀敬畏，深表钦佩。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自是更无妄自菲薄、惟夷是宠的理由了。当然，这与合理选择域外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汲取和融会而使之为我所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借鉴和吸收，从来就不等于因袭和模仿，自然就更不等于背离和舍弃自己所属的文化语境，而一味仰人鼻息、依样葫芦了。
是的，我们自当赋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我们这特有的中华文化语境中，既然曾经产生了屈原、李白、曹雪芹、罗贯中、鲁迅和郭沫若，那就定当会在如今和尔后产生出更胜一筹、更跻高峰的屹世作家与文学大师。但须记住：奇迹只能和只会发生在我们所属和属于我们的大中华文化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