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民族，又是最有智慧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遭遇数次大流散、大屠杀的犹太人，以占世界0.3%的人口，培养出了19.1%的诺贝尔奖得主[1]，以及众多商界、政界、思想界、人文艺术界的精英。犹太人为什么这样优秀是人们热衷的问题，答案包括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强烈的危机意识，甚至优良的基因，等等。而本文将试图从批判性精神这一角度，解释犹太民族的成功特质，分析犹太民族的批判性精神产生的历史原因，并探讨这种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2 批判性精神是什么？
批判性精神有丰富的含义：追求真理、大胆创新、不迷信权威、崇尚思想自由、肯定个人价值、尊重差异、维护平等、反对专制下面试以两位犹太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为例，探讨批判性精神的具体内涵。
2.1爱因斯坦与他的世界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0世纪伟大的犹太裔物理学家，1921年因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0世纪之交的两朵乌云笼罩在物理学天空之时，年轻的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震动学界的论文，其中1905年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当时，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专利局办事员，竟然创造了如此革命性的理论，这是他个人活跃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精神，和宽松自由、没有权威压力的工作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敢于摧毁经典力学的宏伟大厦，正是爱因斯坦科学研究中批判性的最好体现。
其实，从青少年时代起，爱因斯坦心中就有一颗反对权、反对思想专制的种子在萌发生长。10岁时他入读德国的路德中学，却对那种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无比反感；1896年，年仅17岁的爱因斯坦请求父亲帮他脱离德国国籍，成功地成为了一名无国籍人士；后来他在瑞士入读阿劳中学，那里允许教师自由选择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没有禁锢的学习氛围，让爱因斯坦感到了终身难忘的快乐。在瑞士联邦工学院学习物理学时，因为老师只是让他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它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爱因斯坦渐渐对正规课程失去兴趣，干脆逃课自己研读最前沿的物理学著作[2]仅仅称爱因斯坦为天才是不够的，应该称他为叛逆的天才，这才是他的精神特质所在。
而爱因斯坦个人的政治信仰，更是集中體现了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思想品质。他在著名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写到：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3]爱因斯坦坚定地热爱着公民社会，而对国家二字抱着冷静的态度。他反对任何政府以爱国主义之名开动暴力机器，使当权者的利益凌驾于每个公民的利益之上。
爱因斯坦的批判性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科学领域，他不盲从学术权威，敢于提出颠覆性的学说，抵达真理的彼岸；在社会政治领域，他拒绝与强权合作，拥护公民个人的思想自由。
2.2玻尔与哥本哈根精神
尼尔斯玻尔，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犹太裔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因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出的辐射的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由玻尔主持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又称为玻尔研究所）成立，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物理学者。1923年，玻尔提出了著名的对应原理。在其影响下，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泡利的不相容原理等一批新概念产生了；为了用一种数学形式来体现量子力学的本质内容，海森堡得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它与之后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一起构成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两大支柱。玻尔研究所的赫赫成果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起掀开了现代物理学的篇章。[ 4]
如果说爱因斯坦具有的是一个人的批判性精神，那么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具有的则是一群人的批判性精神。玻尔研究所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是在无休止的讨论、争论和辩论中产生的。在例行的家庭聚会上，年轻人们会无所顾忌地提出见解或批评，而玻尔则宽容对待并欣赏年轻人的狂言，又及时指出其中不够严谨的地方，甚至参与到他们的玩笑和恶作剧中。他从来没有傲慢的姿态，从来不因他的学术权威地位而让年轻人感到压抑。
哥本哈根精神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它表现为学术宽容、平等交流，而这些正是批判性精神的重要特征。作为思想家的玻尔，也有着强烈的拥护真理、无惧强权的情结。他思考着互补原理的哲学内涵，从中阐发出人类不同文化互补的观念，以驳斥三十年代欧洲不断抬头的种族主义。二战结束后，玻尔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走，义正词严地劝说那些有权按下核按钮的人。
玻尔的批判性精神，是对学术民主的坚守，对人类社会乌托邦的笃信。
当然，批判性精神并非犹太裔科学家所独有。但它确是众多犹太精英人物共有的品质。批判性精神所生发的独立意识、创新思维，让犹太民族在饱受排挤的历史中顽强生存，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 犹太民族的批判性精神从何而来？
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总是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历史。
3.1犹太民族历史概述
犹太民族的祖先是希伯来民族，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约在公元前12世纪迁入位于地中海东岸、约旦河流域的迦南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并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
前957年，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起了雄伟的第一圣殿；但在前596年，巴比伦人攻占了以色列王国南部，将圣殿洗劫焚毁，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
前538年，波斯人灭亡巴比伦帝国，犹太人接受了波斯统治，得到许可返回耶路撒冷并建成了第二圣殿。此后，犹太历史又经历了希腊统治时期、罗马统治时期。
为捍卫宗教信仰，犹太人对罗马帝国发动了两次起义（史称犹太-罗马战争），均遭遇惨败，期间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屠杀：第一次结束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军队洗劫焚毁；第二次结束于公元135年，所有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逐出巴勒斯坦，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流散。
在漫长的中世纪，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不论在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兰教世界都遭到歧视和迫害。11世纪至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使欧洲的犹太人遭到血腥杀戮。
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犹太民族逐渐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然而19、20世纪反犹主义再度抬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执行种族灭绝政策，将大批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实施残忍屠杀，被害的犹太人人数达到六百万。
1948年，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犹太人在故地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如今的以色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世界前30名，已产生了9位本国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
3.2工商业批判性精神的经济基础
犹太民族经济活动的结构中，农业所占比例小，手工业、商业所占比例大；犹太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也较高。可以说犹太人与土地的关系小，与金钱的关系大，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二次犹太-罗马战争后，犹太人被迫离开了祖先选择的新月沃土、告别了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粮食的时代。日后的大流散时期里，特别是在以封建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欧洲，由于土地是经济的命脉、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一个人拥有土地的多少决定其地位的高低，加之严酷的教权专制，身为异乡人、异教徒的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往往遭到剥夺。被排拆在封建经济体系之外，犹太人为谋求生存只能舍本逐末，从事手工业或商业。
面对排犹浪潮随时可能袭来这一事实，犹太人必须时刻作好逃命的准备。而农业生产要求人牢牢依附于土地，这对于随时可能卷铺盖走人的他们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手工业者具有的一技之长，不会轻易被毁坏或抢走，所以更多的犹太人把技术、知识，当作安身立命之本。另外，在流亡或长途货运过程中，金银财物不便于携带，于是犹太商人创造并娴熟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并大量从事放贷活动。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的形象十分经典。
犹太民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但他们也热衷于物质财物，并不耻于谈论金钱。因为依靠工商业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犹太人把追逐利益看作是正当的事情、考验智慧的事情。
批判性精神在启蒙时代的蓬勃，离不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这一经济基础。而很早就从事工商业、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犹太人，自然流淌着批判性的血液。工商业者希望经营更加顺利，市场更加自由，因而要求打破封建主施加的种种束缚，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毫不讳言把逐利作为第一目标，在利益的驱动下，最大程度地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客观上形成了创新的原动力。
自由与创新，批判性精神的两个重要内核，可说是在犹太人的商业社会中形成和发扬的。
3.3身份的挣扎批判性精神的政治诉求
公元前596年以色列王国灭亡后，犹太人便不复有独立的民族国家，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走过千年历史的犹太民族，并不是一个靠强有力的政府维系起来的民族，其结果是：一方面，犹太人没有接受太多基于民族主義的臣民教育，而不像在古代中国，百姓从小就要接受忠君报国的官方思想；另一方面，犹太人总在扮演抗争者的角色，却一直没有强势的权力作靠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封建社会，犹太人不能被册封为贵族，无法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分子。这打消了他们对特权的渴望，也激励他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提高社会地位。
第一种方式是赚更多的钱。在古代欧洲就有犹太人用钱购买生活权利的例子，官方向犹太人收取保护金、税金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出得起大价钱的犹太富人，甚至成为能够出入宫廷的特殊的犹太人。 [10] 事实上，以财富的多寡，而不是出身血统的优劣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更具进步意义的，因为财富要依靠后天的奋斗来获取。犹太人在用钱换地位的无奈境况中，被逼出了进步的观念。
第二种方式是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中世纪欧洲，许多基督徒都没有文化，但犹太人大都能读能写，在医疗、金融等行业发挥了作用，他们中一部分人得到地方君主和贵族的庇护。封建教会长期推行思想专制的一大原因，就是当时基督徒文盲率高，普通大众无法直接阅读《圣经》，只能听任教会摆布。而很早就普及教育的犹太民族，却一定程度上得以在黑暗时代抵御愚民政策。
历史上长期低下的政治地位，使犹太人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依附权力。平等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性精神的重要前提，是犹太民族身份政治痛苦挣扎的遗产。
苦难的岁月，铸就了犹太民族的批判性精神。
4 批判性精神在中国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十九世纪中叶，她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看到了在科技、制度、思想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今天中国仍在充满险阻的历史三峡中航行着，八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都是在西方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批判性精神在众多领域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亟需面对的问题。
4.1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差异
古代的中华帝国幅员辽阔，自秦朝以来的两千多年，除了个别分裂时期，始终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为农耕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政府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即使有富商巨贾，也会把积累的资本用于购置土地，延续封建经济模式。中华民族的同意稳定、扎根农业，与犹太民族的流散动荡、操持工商业有很大的不同。
汉朝以后，儒学是中国的官方哲学，它是世俗的，以伦常纲纪来约束人的行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宗教被长期定为国教，很少有统治者试图推行超自然的信仰，宗教矛盾在社会上并不突出。而犹太人信奉犹太教，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并且在历史上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教民时常发生激烈冲突。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以色列国，采用议会制民主政体，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在保全、修复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尖端科技，创造了中东的经济奇迹；中国人则在内战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冷战一度与西方世界敌对，而极左的政治运动又使思想文化遭遇浩劫。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4.2如何培养当代中国人的批判性精神？
发达的工商业，尤其是民营工商业，是社会创新的源泉，是批判性精神的经济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涌现出来，以全新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中国的市场活力还未被完全激发：大量掌握垄断特权的国有企业没有经受彻底的改革，复杂的行政审批为民营企业设下了重重障碍培育国民的批判性精神，不妨先从培育企业家精神入手：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
批判性精神要求打破对权力的迷信，争取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民主政治。然而，在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中，虽然也肯定这些普世价值，却始终在历史、政治教科书中含糊其词，没有明确指出批判性精神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也没有直接鼓励青年学生树立批判性精神，更多地是出于文化安全的考量，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警惕西化、分化图谋放在显眼的位置。培育国民的批判性精神，还须深化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少一点粉饰太平，多一点鼓励青年学生直面社会问题，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5 结论
犹太裔科学家爱因斯坦、玻尔的批判性精神，是启蒙思想在个人治学态度和政治信仰上的具体落实。犹太人的批判性精神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要培育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批判性精神，则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卸下中华民族从古代、近代到当代背负的历史包袱，展开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