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苏联的勃兴和瓦解，给人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这一事件本身作为既成事实的辐射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所展现出来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内在的逻辑促使了世界范围内对苏联剧变的不断研究，本文试从供求分析框架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诊释苏联的解体。
一、基于供求分析框架的制度变迁理论
基于供求分析框架解释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家众多，他们的研究大都是沿用经济人的假设，运用成本一收益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变迁。他们把处在制度变迁中的人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拥有不同的需求和力量，不同的集团处于的不同地位，不同利益集团对经济利益的角逐，造成了他们相对力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变化，从而使制度产生从不均衡到均衡然后再到不均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变迁过程。诺思和戴维斯试图用制度创新理论解释制度的产生和变迁。他们认为，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均衡是暂时的，制度总是在人们的互相博弈中变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的过程为: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制度创新;制度均衡形成。可以说，诺思主要从制度供给方而研究制度变迁，当然这个过程之中也有制度需求，因为很多时候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是很难分开的，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力量的角逐下，制度才能产生并有可能暂时达到均衡。
诺斯的说法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即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行为。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其中，制度安排指的是某项具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制度结构是由各项制度安排依一定的关系所形成的一个动态集合或称系统;而制度环境则是在把制度看作因变量时，所有对制度变迁有影响的参变量所组成的背景状态。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活动都是在一系列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在种种约束条件下，人们对于问题的解决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最后总会通过搏弈决定一种解决方式，这就形成了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形式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而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一旦形成，便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也就是说，制度自身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种路径，它的既定发展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这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利益因素，即制度安排产生后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
从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推论，起初有效的某项制度安排在演进过程中有可能会失去效率，从而导致制度的非均衡，这就产生了制度创新的需求。但存在制度创新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制度供只有在制度变迁的实施者有利可图，且能承担制度变迁中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而且，由于路径依赖机制的存在，初始制度安排对制度变迁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是诺斯反复强调的: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口苏联历史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苏联制度供给的主体:苏联官僚统治阶层
让我们从苏联的统治阶层方而说起，列宁主义的精髓在于:主张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再利用政权发展生产，创造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也就是先存在后发展。这是列在依据现实形势并正确把握由此产生的政治任务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这一思路及其初期付诸实践的成功，恰好决定了俄国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不是一个人为设计和控制的漫长过程。所以，这里政治不仅指操作性意义上的政治方针、政策、策略，而且包括实体意义上的政权组织甚至政治领导者个人。这一结论与列的建党理论、灌输理论以及革命策略都是一致的，它不仅影响了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俄国党和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而且影响了这个制度后来的演进和变迁。列主义内在地规定了苏联政治对社会的高度渗透胜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向，以此为指导的苏联，起初的制度设训一也是以权力的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这种特征就决定了在苏联，制度供给的主体只能来自于最高领导阶层甚至是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这一点对于苏联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深层影响，众所周知，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真正形成于30年代的大清洗前后，其缺点又由于二战的到来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出现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阶层不仅通过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大肆聚敛钱财，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所以特权阶层的专政最终又往往被归结为一个人的专政，在这种体制下造就了一支无能、低效、僵化和保守的干部队伍。这样一个被曼库尔?奥尔森称作分利联盟的特权阶层，它本身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是否进行制度创新的考虑，显然都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一方而，对于社会上已存在的制度需求，由于不能增加甚至还可能有损于自身利益，他们是不会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即使因为形势的要求迫使他们做出一定的让步，他们也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损失最小。正是这种维护现状的努力，使得苏联的历次改革都是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二战后，本来是苏联进行制度创新的契机，但在斯大林所谓胜利者不受谴责这一口号的引导下，个人崇拜的氛围得到继续强化，国家保安机关的权力没有受到削弱，以列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为代表的战后清洗运动仍在发生，一系列新的改革探索却不断受到批判和压制。不错，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共曾经想做一些改革，结果遭到苏共领导阶层的强列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降低高级军官薪金的提议，甚至成为军队支持倒赫鲁晓夫，以至迫使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旧制度、旧体制的改革又一次演变为所谓对旧制度、旧体制的完善。苏联后期出现的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现象，正是这一特权阶层僵化腐朽的生动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出现的这一僵化腐朽的特权阶层，一方而拒绝、抵制和反对任何为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制度创新，另一方而，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却又把一些本来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不断地强加给苏联社会，如斯大林终卜列的新经济政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再如历代苏联领导人一致推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在苏联国内建立与此相应的种种机构和制度;等等。我们把这种一方而积极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而消极的制度供给过剩的现象，称作制度供给危机。
制度供给主体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准确把握社会的制度需求，对于制度创新有着直接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苏联的制度变迁，不难发现，苏联制度起初设计上的漏洞，以及后来的未曾完善，一直到最后解体，无不与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有关。问题在于他们不能突破原有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僵化意识形态的限制，因而真正为苏联社会所迫切需要的、积极的制度创新自然也就无从发展和实现。
三、苏联农民阶层与制度供给危机
俄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基础上展开的，正如列所说: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所以，农民的态度是决定俄国革命、建设乃至后来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列在总结十月革命的过程时，强调指出，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还说:至少在1918年夏天以前，在贫苦农民委员会建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政权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在经过一系列探索以后，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即合作社是俄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途径，并且确立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规则。但20年代末爆发粮食收购危机后，斯大林严厉斥责农业发展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认为根源在于农业生产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所以，苏联农村的出路只能是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由此强制进行了全盘集体化，并由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庄员实行全而控制，苏维埃不仅掌握着全部的土地和大农业机器，规定农庄的组织形式和公有化程度，还通过行政系统、命令性计划、义务交售制度等指挥和监督着农庄的一切活动，使集体农庄和庄员绝对服从国家利益，使农业完全服务于工业。因此，苏联的农民阶层由此便完全处于一种制度性的弱势地位。
如前所说，二次大战后本来是苏联制度创新的契机，但苏联的领导阶层却通过决议和法律的形式，将战时的体制或原封不动、或稍加变通、或变本加厉地移植到了战后，农业上尤其如此。战后进一步强化了集体农庄管理体制，缩小甚至取消了宅旁自留地，加重了对农民个人果园和畜产品的税收，以致出现了农民入不敷出的情况。在一大二公观念的指导下，战后曾屡次大规模合并集体农庄，到1951年1月1日为比，全苏合并后的集体农庄比合并前数口减少了一半，规模平均扩大了一倍。更为严重的是，工农业剪刀差价格从1930年到1953年一成不变，其间国家从农民手里采购的粮食价格未变，而同期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20倍。这一政策使农民几乎完全丧失了在集体土地上劳动的兴趣。所以赫鲁晓夫上任后，决定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行政干预，用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一度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斯大林体制基本上没有被触动，集体农庄和庄员仍然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正是在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路线:试设想一下，倘若1928-1929年指望依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农的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而前就会手无寸铁、束手无策。后来更由于重新加强控制，强行扩大玉米种植而积，又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方而一度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反而从1966年2月1日起，在集体农庄推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即由国家担保为庄员按月预支劳动报酬，年终再结算;还在农庄中推行了退休金、残废优抚金、丧失赡养人优抚金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农民也和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到1985年，每个庄员从公共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平均每月为222卢布，其中平均工资为153卢布，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补贴和优惠为69卢布，占工资的45 %，此项比重已超过城市职工。
这就使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类似国有企业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并且使农民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特征表现为:习惯于服从命令，因循守旧，固守自己的利益，害怕竞争，一切依赖集体、依赖国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农庄如何生活，惧怕变革特别是前景不明的变革(原来存在的村社传统与集体农庄生活之间的内在契合更加剧了农民阶层的这些消极特征)。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农民阶层在苏联的整个制度结构中不仅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充当制度创新供给的主体，而且实际上在很多时候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他们也不愿进行有风险的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阶层没有自己的制度需求，它只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要求而已。1930年斯大林主持制定的关于实现全盘集体化期限的决定中就指出，凡不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将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遭受严厉制裁。所以即使农民对早已失去激励机制的集体农庄制度表示不满，也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体现。有材料说，其实苏联有些地区早就开始实验土地承包和包产到组，但这些措施不仅干部有抵触，农民也很少有人持积极态度，结果常常是土地承包不出去;更有甚者，当少数人承包经营获得丰收时，其他人竞会成群结队将其成果一抢而光。
不满已失去激励机制的原有制度安排，自身又无法或不愿进行制度创新，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心态，正如受到同一问题困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拉科夫斯基曾经说过的，最要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人民都想象西方人那样生活，但是还要像以前那样工作。这样一种社会心态对改革是一把双刀剑，既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也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尤其当有社会集团代表了他们的需求时，他们的反叛力量也是巨大的。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先是低估了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上台后的第三年才首次向中央全会提出农业改革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还比不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但是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把农业改革放在应有地位上，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他又把改革的重心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后来又转回经济改革，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方案时，重点也都是在工业企业，而不在集体农庄和农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改革过程中，农民对于改革和对于制度创新的态度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在以上几方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上述制度供给危机实际上在苏联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隐时显、时轻时重、时缓时急而已。这种危机，使得苏联的整个制度结构越来越不协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大，润滑因素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僵化症。而按照奥尔森的观点，要根治这种制度僵化症，必须经过剧烈的奥尔森震荡以打破既得利益结构。枢纽和咽喉。依据《全辽志》记载，沈阳左控朝鲜而右引燕蓟、前襟溟渤而后负沙漠; 既囊松辽平原，又括黑水流域。沈阳棍辽东之亢而扮其背，阻沈阳的东、西南，北三而为守，独以其一而南制明廷。而且水、路近建州老营，进可扣山海关门，与明逐鹿中原;退可回女真故乡赫图阿拉，驰骋山林。沈阳雄踞辽阳、广(今北镇)、开原三镇鼎峙之地，实处要冲。康熙《盛京通志》载述: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辽水，绕带西南;黑水混同，襟环东北;控制诸邦，跨驭六合，回。沈阳是汉族的农耕文化、满族的牧猎文化、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三种民族文化的接合地带。
文明冲突、民族矛盾并不激烈，而辽东首府辽阳，是汉族聚居区，抗争异族统治的民族意识强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可缓和民族矛盾，暂避辽东汉人的反抗斗一争。沈阳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为燕的辽东郡;汉称侯城，筑土城;辽、金仍称沈州，因战火土城被毁;元代改称沈阳路，在此又筑土城;明在沈阳路原城址上建中卫城，废土城筑砖城。历史上沈阳城一直是军戍之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使沈阳首次作为后金的都城盛京，结束了沈阳军戍城池的历史，沈阳从此取代辽阳，成为了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盛京皇宫和陵寝，至今以世界文化遗产闻名于世。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不到一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发动了大规模的远之战。尽管后金兵败远城下，但还是轻取10座城堡，此后形成了后金与明在辽西地区长达十五六年的拉锯战。这期间，后金利用与明军的对峙和相持，征服了明朝的藩属同盟势力朝鲜和漠南蒙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