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过去处在，今天仍处在两大文明即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俄罗斯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探索，在持续时间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民族。1991年苏联解体，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立刻提了出来。其实，俄罗斯人对俄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对涉及俄国历史开端和社会转折的重大历史问题(如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不断认识自我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说，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具争论性的问题是罗斯( Pycb )名称的起源和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这个问题在11-12世纪即引起了古罗斯编年史家的注意，俄国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①由涅斯托尔②(HecTOp)提出的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使研究者们困惑不安。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是，瓦良格人(BaparH，国内有学者译为瓦兰人)、罗斯人是谁?他们来自何方?这一争论从260多年前就己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一、罗斯名称的起源
1749年9月6日适逢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命名日，俄国科学院决定第二天举他决定留在那里，将佩列亚斯拉维茨作为自己的永久首都。②斯维亚托斯拉夫说道:我不愿意坐在基辅城里，我想住在多瑙河畔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城那才是我国领土的中心，所有的财富都汇集到那里:来自希腊的黄金、彩缎、葡萄酒和各种水果;来自捷克、匈牙利的白银和马匹;来自罗斯的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③作为罗斯国家的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活动更多地表现出了诺曼海盗经常迁徙的特点。
总之，关于罗斯名称起源的争论到目前为比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但笔者认为，罗斯人更可能是诺曼人。正是从这些诺曼人中形成了东斯拉夫人的王族罗斯族。罗斯族虽然成为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民族，但最终还是被斯拉夫人同化。这样，在给东斯拉夫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后，罗斯人却消失了。尽管某些历史学家怀疑第一批罗斯王公的斯堪的纳维亚起源，但他们的怀疑未必有充分根据。
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东欧平原活动的遗迹
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以福明为代表，重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馆长格杰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东欧平原活动的遗迹。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以福明(B. B. (}OMHH)为代表，重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馆长格杰奥诺夫(C. A. IeReoHOs)在1876年发表的观点，即罗斯人是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福明通过考古学资料中的陶器类型认为，波罗的海南岸风格的陶器广泛分布在西北罗斯的广大地区，这本身便是最好的民族指示器。在福明看来，陶器分布的地区就是编年史家们认为瓦良格人居住的地区，在基辅则没有发现这类陶器，这充分证明了编年史记载的瓦良格人、罗斯人就是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
事实上，这种以陶器分布作为佐证的认识本身就存在问题。诚然，西斯拉夫人与东斯拉夫人联系的证据众所周知，早期沿海的斯拉夫人与罗斯西北地区的斯拉夫人在物质文化上的共同特点早在8-9世纪时就己经显现。诺夫哥罗德山岗墓葬文化中的部分陶制容器与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河谷低地的斯拉夫文化确实具有相似之处。不过苏联学者谢多夫(B. B. Cellos)早在福明之前就提出，这种现象不能成为斯拉夫人从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到伊尔门湖地区这一假说的理由。更可信的是，伊尔门湖斯拉夫人的制陶业与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陶器拥有同样的生产技。
三、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从苏联时期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虽然承认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来源，承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这一事实，但他们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主要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任何外来干预都不能影响这一进程。这样一来，俄国早期历史上从海外邀请王公和亲兵队的事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他们把古罗斯国家的形成问题与瓦良格人的族属问题人为分开，认为瓦良格人的族属起源与罗斯国家的形成没有关系。①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多数历史学家对罗斯国家形成问题的立场并无多大变化。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A. A.戈尔斯基在认定瓦良格人是诺曼人的同时仍然写道:虽然9-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出走者积极参加了东欧的政治史，但他们没有随身带来国家的传统，因为斯堪的纳维亚自身的国家当时还没有形成(根据考古资料，例如在瑞典那里的出走者构成东欧诺曼人的大多数形成国家仅仅是在10世纪末一11世纪初。国家的形成这是居住在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的十几个斯拉夫部落联盟的原始公社制度长期的瓦解过程合乎规律的结果。其所形成的这个国家发端于自己的道路:原始公社传统在东斯拉夫社会生活的所有方而还长期保有地位。
问题在于:第一，国家的形成是社会形成两大阶层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结果，如果作为统治阶层的瓦良格王公及其亲兵队被放在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之外，这个国家如何能形成?第二，9-11世纪的东欧平原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各种带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都会参与到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为什么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东斯拉夫人)内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一些民族和部落相互之间征服和服从的结果?第三，诚然，诺曼人是不可能从斯堪的纳维亚带来他们本来还没有的国家架构，但亦商亦盗的诺曼人沿商路进行的征服活动，本身不就意味着国家的形成过程吗?
问题还在于，尽管东斯拉夫人在瓦良格人到来之前己经有自己的千年历史，东斯拉夫人的阶级和国家组织形式在当时己经走过了很远的历程，①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古罗斯国家却是晚至公元9世纪后半期瓦良格人到来之后才建立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东欧平原上的罗斯国家迟迟难以建立? 每一个民族都是从周围的环境以及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中吸取些什么才化为自己的民族性格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论及古代的、亚细亚的和日耳曼的原始公社关系时曾经指出:不管怎样，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最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③这样，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四邻关系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古罗斯国家形成的特殊性正在于此。
古罗斯国家形成的第三种政治形式便是诸瓦良格公国与相对保持独立的城市领区的联合，结果在882年以奥列格征服基辅为标志，形成了以基辅为首都的古罗斯国家。由于基辅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将第聂伯河一沃尔霍夫河的这条水路沿岸的许多罗斯商业城市联合起来，其他地区的瓦良格王公、商人和东斯拉夫人都被吸引至此。作为罗斯地区通商活动的汇集点，各地商船都源源不断驶向基辅，罗斯各城市也逐渐在经济上依附基辅。谁掌握基辅，谁就掌握罗斯商业主要门户的钥匙，因此瓦良格王公们为了争夺基辅互相竞争，彼此杀戮。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为了占有基辅杀死了同是瓦良格人的阿斯科里德和吉尔，另外一个诺夫哥罗德王公弗拉基米尔也是为了基辅杀死了自己的哥哥雅罗波尔克。
根据头几位基辅王公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的权力仅仅是依靠刀和剑来维持，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征服者，而非罗斯国家的君主，他们只是以外部武力的方式实行了罗斯的机械联合。他们关心和努力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为罗斯商业获得海外市场并保卫通往这些市场的商路;第二，把所有东斯拉夫部落和部分芬兰部落统一在基辅大公的政权之下;第三，维护罗斯疆域的边境免受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只是在988年接受基督教之后，古罗斯国家才具有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和思想基础。
起初，王公亲兵队中相当大部分是由斯堪的纳维亚的出走者瓦良格人组成，但经过两三代之后，无论是王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兵就己经斯拉夫化了。四、结论 笔者绝不否认东斯拉夫人及其农业在古罗斯城市文明形成中的基石作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东斯拉夫人农业的变化起始于9世纪，实际上这与黑麦的种植(秋种黑麦)有关。农作物中黑麦种植的变化正好与10世纪古罗斯城市文明发展的进程相吻合，这更多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进程。黑麦的种植使罗斯有了稳定的农业收成，土地耕作制度向休耕制、二圃制和三圃制发展。尽管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东斯拉夫人社会内部分化缓慢，但城市的数量还是在增加，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秋种黑麦使得土地不仅养活了农民，而且还能养活手工业者、艺术家、建筑师、形形色色的仆人、流浪艺人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罗斯城市文明是靠黑麦成长起来的:黑麦一母亲养活了罗斯一母亲。
不过，古罗斯的城市文明毕竟还没有达到建立国家文明的高度。在建立古罗斯国家的过程中，东斯拉夫人作为被统治者在政治上只是消极、被动的一方，而瓦良格王公及其亲兵队作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才是主动、积极的一方。因此，从政治角度看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广大东斯拉夫人只是搭起了舞台，但在舞台上跳舞的却是瓦良格精英。当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古罗斯的东斯拉夫人虽受尽了苦难，但东斯拉夫人却从此登上了国家文明的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