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英国公共领域放弃了婚姻限制，本来这个限制要求女教师或者女公务员要么单身，要么辞职，如果更愿意男性挣钱养家的话。但是自从60年代后，女性的生活已经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和社会的变化。
也许你不这样想，考虑到媒体一直关注的是男女工资差距和女性事业发展的无形障碍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s），女性工作委员会（Women and Work Commission）最近的调查发现英国专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的工资平均少17%。但是现在至少在发达国家里，女性事实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工作或者职业上的壁垒。受到这个变化影响最大的人，也就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是那些职业妇女和女中豪杰。 过去女性成为精英时的身份是女儿，母亲或者妻子，但是现在她们是作为个人。
这个转变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决裂。虽然变化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它的影响不管是对整体的社会，还是对女性本身而言并不全是积极的，正面的。
有三个后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男性不一样的，所有阶级的妇女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美好姊妹情谊的消失，对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尤其是在教育下一代和关爱老人和病人等方面非常重要的“女性自我牺牲主义”（female altruism）服务精神的破坏，以及职业变化对抚养孩子的影响。我们非常熟悉人口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忽视了，有时候一相情愿的忽视了受过教育的妇女面临的生小孩的抑制因素。
在过去，任何阶层的妇女都分享以女性关心的事物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今天，笼统的谈论女性已经没有意义了。相反，她们被分成两类：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妇女，以及多数找活干，通常是靠兼职工作赚点钱的妇女。
对于前者，仅仅因为女性身份而面临的不利因素很少，即使有的话。如果她们水平和男性相当，也愿意下同样的功夫，完全可以和男性做的一样好。
但是对于大多数妇女，这样的生活仍然是个梦想。她们的家庭仍然是第一位的，她们或许到就业市场逛一逛，但是主要心思仍然集中在女性传统的领域：比如零售业，卫生清洁，和秘书工作等。她们的平均收入---按小时算工资，而不是按月---和做同样工作的男性相比工资低得多。
满怀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一般来说属于前者，所有其他的女性属于后者。
这是一个讽刺---虽然不是很明显。研究女性劳动市场的专家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意女性经验的两极化。
体现和滋养女性生活革命的1960年和1970年的女性主义使用姊妹情谊的语言，认为所有女性不分阶级、种族、和年龄都共同拥有的女性生活。但是现实是从那个时候起，姐妹情谊就死亡了。
性别政治仍然鼓励我们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她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但是如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正如吉卜林（Kipling）注意到的，“上校的女人和朱迪奥格雷迪”（Judy O’Grady）实际上都是姐妹。
在仔细研究18世纪上层社会女性生活的《绅士的女儿》（The Gentleman’s Daughter）中， 阿曼达·维基（Amanda Vickery） 引用了她的一个研究对象的话说“我的时间总是被占用，如果我拿起笔来，总有人干扰。”
一旦生了小孩，对于所有阶层的女性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极少数的有钱人家里，仆人帮助妻子和母亲照料家务，大量的食物和衣服都要从头准备。照料孩子的保姆是母亲的帮手，但是代替不了母亲。在阿司匹林出现以前，更不要说抗生素了，人们期待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专心照看病人。
从19世纪早期开始，受过教育的女性从事家庭之外的支付报酬的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中产阶级之外，女性在结婚前找个专职的工作很正常。已婚妇女或者寡妇为了生活也可能出去工作。但是所有的女性不管是否得到教育，都认为结了婚，生了孩子后的生活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但是现在，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母亲们回到工作岗位的时间比她们的母亲或者祖母的时间早得多。正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纵向研究中心主任希斯乔西（Heather Joshi）显示的，在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中出现新的，日益增加的差别。
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经常产假结束后马上就回去工作。那些没有多少教育的人则相反，很可能连续好多年没有工作。她们完全投入到孩子和家庭上，生孩子之前全职工作，生孩子之后兼职工作。
工作年龄的女性中13%的人可以归类为专业人士，经理，或者老板，她们中将近70%的是专职工作。而该年龄段的非职业妇女做全职工作的只有35%。
不久前女性一辈子的收入往往只有丈夫的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特别是他们有孩子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孩子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状况对于没有孩子的，受过教育的中年夫妇来说已经不再是事实了。
有孩子的女性面临的性别差异也在迅速缩小。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如果不生孩子，在一生中和男性赚钱一样多，即使生了孩子也变化不大。
出生于70年的女大学毕业生，生了两个孩子可以挣她的丈夫工资的88%，但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只占57%，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的收入只占34%。这反映了兼职工作以及职业中断产生的差距。
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兼职工作的迅速增加是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许多人相信这是限制女性工作的障碍，和对女性的歧视的结果。但是研究和分析这个增长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凯瑟琳·哈吉姆（Catherine Hakim）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这种模式，因为它们照顾了家庭的需要，而家庭责任仍是她们最关心的。
大部分工作的女性继续拥有工作但不是事业。在社会经济阶梯比较靠下的一端，有些妇女甚至通过结婚来达到这个状态，并享受从前的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好处。
革命发生在顶端。法学院的多数学生，医学院的几乎三分之二学生现在都是女性，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12年，大部分的医生将是女性。
哈吉姆考察了管理国家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最高级的职业领域”中女性的比例：笼统的说，在社会分析的时候这些职业属于第一流的工作排除了学校教师和护士。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从事第一流的工作中43%的人是女性。
如果人们关注在最顶端的工作：大公司的管理者，自我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或者高等法院法官，女性的代表当然不这么明显。这些人大部分五六十岁，个别可能更年轻些，他们怎么可能属于性别意识更加强烈的一代？这个变化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很特别的，不断积累的。有人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女性穿透精英工作岗位的高水位阶段。但是我并不认为为什么应该如此。
中产阶级以上的职业妇女或许选择照顾母亲的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但是下午5：30下班要取代保姆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和从上午9：00到晚上9：00的女财务经理同样代表了姐妹情谊的死亡。两个人都选择适应家庭生活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打断的家庭生活。
女性机会的革命对公共服务和自愿者工作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强化了我们社会的其他一些变化。宗教的削弱，自我实现的宣扬，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热烈欢迎“女性牺牲精神”的灭亡。
但是在19世纪，教育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女性的职业也改变了。
最近学校成为失败者。在1970年出生的女性中间，智力水平高的女性愿意当老师的只有10%。在90年代早期美国智商最高的10%的女性中愿意当老师的不足五分之一，而1964年的女性曾经如此。
在卫生领域，情况更复杂一些。许多曾经成为护士长或者医院的总管的野心勃勃的女性现在把眼光转向了别处。但是抵消这个变化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医生或者专家。
这些很重要吗？女性从事专业工作头一个世纪中，工作从传统的女性领域转向了公共领域。如果70年前或者100年前有本事的女性进入课堂或者医院，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她们本来能够对工作很有责任心的，更多的选择显然将给社会和女性本人带来更多的好处。
但是这不是以前的情况。这些女性多数把工作看作上帝的召唤。她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把这样的责任和服务看作是女性理所当然的义务。他们赞同公开表达的理想主义，一种信念—她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其他妇女的未来。
这些价值观的相对削弱和这些服务意识强烈的女性数目的减少有时候被引用来说明卫生和教育领域质量下降的原因，虽然投入在这些领域的资金在大量增加。
大部分受过教育的18世纪女性认为照看家庭和孩子是女性的天职，不是6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充满不屑的目光。维基列出了乔治时代的淑女的价值观念：爱情，义务，坚韧，礼节，顺从。这些女性不是圣徒，但是她们看待世界的眼光确实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