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是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如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体来获得自己的道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如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分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不应该怀疑知识分子道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优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multitudo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很可恶的是，中国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来煽动贫困的大众，用民族主义来掩盖真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来替代社会主义建设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国家体系里和世界政治‘阵营’里，他们对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利用，类似纳粹对其人民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们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义版本，用爱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宗教（索雷尔坚持：无产阶级必须自始至终将反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页〗）来掩盖和替代国际、国内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引诱人民在民族和阶级，民族主义和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作虚假的选择。可恶的是，这甚至都不是中国新左的某些人的创意，而是在重复历史上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类似策略。巴利巴在《群众、阶级和观念》和《政治和其它场景》里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种种民族主义还魂的原因，和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利用人民身上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情怀有很好的阐释，我试将另文介绍。